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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谱系学视野中的世界文论转向------读姚文放教授的《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  

2017-03-10 10:57:06|  分类: 文朋师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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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姚文放教授是一位一直能够立足于学术前沿,目光深邃,执着求索,不断进取的学者。从这部涉及问题繁多,意蕴厚重,富有见地的新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会益发感到作者宏阔的理论视野与敏锐的学术个性。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西方,文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已由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了“外部研究”,已由重形式研究的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解构主义等转向了重作品内涵研究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生态主义等等。与其影响有关,中国当代文论也在发生着同步性的变化。在《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中,作者正是敏锐地抓住这一世界性的文论态势,从“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等九个方面,结合“文学性”、“文学理论”、“文化政治”、“文学经典”、“话语转向”、“症候解读”、“美学重构”、“理论回归”、“中国当代文论”等九个相关的重要问题,对其“转向”的内在机理、特征、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由具体论述可见,作者基于对西方文论、尤其是诸多前沿问题翔实而深透的把握,特别注重运用了“谱系学”的视野与方法,尽力将与“转向”相关的概念范畴纳入特定系统中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样,不仅使原本纷纭复杂的“转向”问题明晰可察了,同时亦深化了读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如在关于“文学性”的论述中,作者将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与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所讲的“转向”性的解构主义的“文学性”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虽有本质区别,又有内在关联。其区别是:前者乃指文学中的“文学性”,后者则指非文学中的“文学性”;前者意在划定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后者则意在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前者要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看重的则恰是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正是因其本质差异,解构主义的“文学性”,自然也就体现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向。其内在关联是:在注重“内部研究”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实已埋下了自我解构的种子,如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雅各布森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玩笑之类在语言结构上与抒情诗及小说颇多相同之处的见解中,实已含有对“非文学”的“文学性”的认识;雅各布森所注重的对纵横交错的语义关系网的探讨,以及在纵横意义轴上建立的语义关联理论,实已“无不通向外部世界,通向历史、现实和文化”(25页)。作者正是据此内在关联,清晰地揭示了在此问题上文学理论由形式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的内在机理。也正是经此比较分析,也更为精当地阐明了“转向”前后两种“文学性”的不同特征、内涵,以及均未能真正回答“什么是文学”的内在局限,进而得出了如下结论:“有必要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势,对于文学的自身规定性与外部规定性这两者的复合关系给予更多的重视”(38页);“文学是一种关系概念而非属性概念,是一种复合性概念而非单一性概念”(39页)。这类基于“谱系学”的比较分析得出的见解,无疑更为切近文学的实际,也更有助于我们合理地把握文学的实质。

在关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论述中,也都可以看出作者宏阔的“谱系学”视野,以及对相关问题的深邃洞察与缜密研判。如关于“文学理论”观念的转向,作者将“理论”、“后理论”与传统的“文学理论”三个具有谱系性的概念范畴进行了比较分析。明确指出:取代了“文学理论”的“理论”,谈论的多是哲学、社会学、符号学、阐释学、现象学、生态学之类问题,实际上已是文化研究。近些年来出现的所谓“后理论”,则不过是与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的进一步衍化,其区别只在于“理论”关注的是宏大社会现象,“后理论”关注的是琐屑叙事。对此“转向”,作者一方面高度肯定其“对于以往不同学科、专业之间,以邻为壑、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是一次反拨”,有着“通往对话、交流、沟通、合作、综合、民主、开放、多元、宽松、和谐等当今时代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54-55页)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已与“文学”不相干的“理论”与“后理论”, 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关于“文化政治”,作者抓住的具有“转向”性的“谱系性”范畴是“社会政治”与“文化政治”,以及衍生性的“阶级政治”与“后阶级政治”、“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实践政治”与“审美政治”等等。认为“转向”之后的“文化政治”,虽缘其不再像“社会政治”那样注重与国家、政党、阶级相关的社会权力关系,有着消解宏大历史叙事的不足,但对与性、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地域有关的文化权力关系的重视,自有其切近人类当今社会现实的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是今天文化研究取得的重要学术进展和理论成果”(63页)。其中,对人本身的更多体贴与担当,对人间化、草根化的日常生活的更多关注,亦与原本即具“人学”性的文学及文学理论之间的关联更为密切。另如关于“症候解读”,作者将阿尔都塞、马舍雷、卡勒的见解进行了比较,认为在这几位学者的思想中,“症候解读”理论像一条红线一以贯之,但又先后有别,转向明显:阿尔都塞关注的尚是一般文本,注重探讨的尚是阅读与批评的一般规律;马舍雷则将其引向文学领域,用之于文学批评,以及关于文学批评的批评;卡勒在“症候解读”基础上提出的“表征性解释”,关注的则是文化研究,体现的是文学研究“向外转”的历史主义趋向。对此转向,作者的看法是:有时虽难免“过度阐释”之弊,但“从文本所暴露的‘症候’着眼,从其不可见、不可言、不可知之处看出漏洞、抓住破绽,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293页)的“解读”方式,大大拓展了文本解读的生产性空间,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艺术生产论”基础上的重大进展。

在文学理论的世界性“转向”的过程中,西方文论错综复杂,思潮纷涌,仅是诸如文学的“文学性”、非文学的“文学性”、“理论”、“后理论”、“文化政治”、“症候解读”之类术语就令人困扰。姚文放教授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正在于:经由“谱系性”的概括与梳理,不仅全方位地揭示了西方当代文论的转向轨迹、转向机理及其理论得失,同时也清晰地阐明了许多相关概念的来龙去脉、内涵及特质等,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可从整体上深度把握当今世界文论发展态势及理论现状的学术佳作。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的另一着力点在于:在探讨西方文论转向的基础上,审视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对此,作者的基本见解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亦出现了从“向内转”到“向外转”的变化,即在审美理想诉求取代了片面的政治理想诉求之后,又已为文化理想诉求所取代。认为这虽然标志着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文化理想诉求毕竟不等于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关于文学的文化研究,不应脱离文学理论的规定性,“合理可行的途径在于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各自的特点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证,二者之间构成必要的张力,从而达成相互补益、相互交融”(389页)。作者还特别指出,随着“文化政治”的泛化与世俗化,我们的文化研究已“逐渐失去了对于重大而又迫切的生活主题的关心,转而对日常生活中那些边缘化、极端化的灰色地带表示热衷”(390页),从而降低了文化研究的品位与档次。相信作者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如何处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当代文论的繁荣与发展,是极具建设性的,是有重要警示与启示意义的。

 

 

20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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