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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我上者灿烂星空 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日志

 
 

思想的权力  

2016-11-29 21:14:19|  分类: 思想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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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宇宙,大化流行,生而为人,便会具有意识活动即思想活动能力,如管子在《内业》篇中所云:“气道(通)乃生,生乃思”矣。当一个国王在谋划着守住疆土时,当一个农民在盘算着耕作方案时,当一个工人在力图技术革新时,当一个学生在设计着自己的未来时,当一个孩子缠着母亲追问蚂蚁为什么要搬家时,当我们面对着星空、大地,生出月亮为什么会挂在天上,种子为什么会发芽时,那就是“思”,那就是“想”。即使是在正常人无意识的玄想、纷乱的梦境,以及神经病患者的痴言妄语中,闪露出来的也是人类才具有的思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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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人类的天赋权力,是无论何种力量,何种权势,都不应剥夺、也无法剥夺的。因为思想,可以活跃在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可惜的是,由于现实的规训,人们往往不自觉地自行放弃了这一权力。

在许多国度,许多时代,常见对“言论自由”的争取,并往往为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其实,与“言论自由”相比,更为关键、也更为重要的是“思想自由”。 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克尔凯戈尔的话是发人深省的:“人们几乎从未运用自己已经拥有的自由,比如思想自由,相反倒去要求什么言论自由。”[1]思想自由,当然应体现为言论自由,但二者毕竟又有所区别,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基础,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不惯于运用“思想自由”的权力,无论给予他多大的“言论自由”空间,恐也不可能产生能够体现自己“思想”的“言论”。更为可怕的是,如果放弃了“思想自由”的权力,也就必会致其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成为浑浑噩噩,为时势所裹挟的行尸走肉,甚或成为助人为虐、为虎作伥的帮凶而不自知。

“思想自由”的重要性还在于,设若人们能够充分运用这一天赋权力,无论世道如何险恶,时代如何禁声,仅赖清醒的头脑,冷静的旁观,沉默的坚守,亦足以形成令权势者畏惧,能够制衡邪恶,抗拒黑暗,抵御不公的巨大社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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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康德,因为宗教言论受到官方警告之后,曾发誓不再写作发表这类文章,并有过如下坦陈:“我没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我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一个人所说必须真实,但他没有义务必须把全部真实都公开说出来”。康德是语,看似软弱,看似屈服,但背后挺立着的正是一位思想家坚守“思想自由”权力的铮铮风骨。康德分明话里有话,意思是说:你可以剥夺我的“言论自由”,却无法剥夺我的“思想自由”;我可以“不公开说出来”,但不等于就不如此“思想”了。康德虽算不上宁死不屈的思想斗士,但作为一位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已足够伟大的了。放眼古今中外,尤其是在我们的现实中,能够做到“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者,又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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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赋权力,思想原本就不应设置禁区,也无法设置禁区,因为事实当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1919年曾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指出的:“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李大钊正是据此主张:“我奉劝禁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在人类的思想中,自然亦不乏煽动人间仇恨、挑起族群纷争的邪恶之思,对此,恐亦无法仅靠强行禁除来解决,而应通过真诚的思想交流与沟通来化解,或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严控其衍化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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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荒唐的罪名莫过于“思想罪”。

“思想罪”之罪名,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

古希腊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因宣扬无神论、腐蚀了青年思想的罪名,被雅典法庭判处了死刑;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多少人曾被处以“反宗教”的思想罪而惨遭杀害;在20世纪的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有多少诗人、作家、学者,只因有独立思想而遭逮捕、监禁,或强行驱逐出境。

在我国,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可谓开大规模惩处“思想罪”之先河。至西汉,则曾正式名列法典。史载: 汉武帝时,酷吏张汤因与大农令颜异交恶,得知颜异在听到有人批评朝政时“不应,微反唇”,遂以“腹诽”之罪名奏报武帝,武帝因此下诏诛杀颜异,“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此前,汉武帝时代与“腹诽”罪相牵连而被处死的还有名臣魏其侯窦婴和中郎将灌夫等。

这“腹诽罪”,也就是“思想罪”。

汉代以降,从唐代因谏迎佛骨而差点被宪宗处死的韩愈,到宋代苏轼被贬的“乌台诗案”,到明、清代“文字狱”, 因腹诽口谤而获罪者,不可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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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汉语语汇中,常见“思想改造”、“思想检查”、思想汇报”之类,但在这颇具现代创造性的语汇中,深隐着的则是很不现代的愚昧与荒唐。

人的某些方面的思想认识,当然可以通过学习改进提高,但必须是春风化雨式的,激发人的自觉意识的,而非高压与强制所能奏效。对此,王元化先生在《癸酉日记》中曾深有体会地道及:“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尼采曾谓:“思想应该象仲夏之夜的麦田一样发出强烈的芳香。”也就是说,思想本身应自具魅力,动人心魄,只有如此之思想,才能引人亲近,给人裨益。否则,无论如何厉言改造,强行灌输,逼人洗脑,只能导致逆反心理。

思想检查,大概是世上最不靠谱、也最没什么实际意义的检查。因为思想的不可见性,这检查也就无法判定真假,这就为“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者提供了骗世之可能。

思想汇报的荒唐在于:为了避免惩罚,为了飞黄腾达,明知道错误也会尽力予以违心的夸赞,明知是罪恶也要为之歌功颂德。前者要忍受良知的谴责,后者则为伪君子的遍地生成提供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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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百岁老人科斯在北京财经论坛做的一个视频讲演中,在充分肯定中国的市场转型已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的同时,指出如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强调“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或许并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压抑思想市场只会导致更坏的结果。”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主要是指“演说、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1]在先前的相关论著中,科斯曾引用英国诗人弥尔顿的话说“给我知的自由、说的自由、凭良心坦率争论的自由,这是高于一切的自由。”“真理和智慧不像那些可用票证、法规和标准进行垄断和交易的物品。我们不能想象将地球上的所有知识做成标准商品,像细毛织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样做上标记,发放许可证。”认为“商品市场中需要有政府管制,而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管制加以严格限制。在商品市场中,一般认为政府有能力进行管制,且动机纯正。消费者缺乏进行恰当选择的能力,生产者则经常行使垄断权,一旦失去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他们就会不按提高公众利益的方式行事。在思想市场中,情况则截然不同,政府如果试图进行管制,也是无效和动机不良的,因而即便政府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结果亦不受人欢迎。”思想市场中当然也会泥沙俱下,甚至不乏荒谬与邪恶,但思想问题也只有通过公开辩论,在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中才能真正得以澄清,得以解决。对此,科斯的看法是对的:“消费者只要有自由,就可以运用其识别力对各种替代性观点进行选择”[2]。科斯这儿所说的“思想市场”之效,李大钊在上世纪初的那篇《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实亦早有论及:“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背,我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

英国当代哲学家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指出:“自由的敌人通常假颠覆之名来指控自由的捍卫者,而且,他们几乎常常能成功地让憨直善良之辈信服他们。”[3]如此危害显然即因缺乏思想市场所致,而这才是人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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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历史上,那些富有思想创造,文化繁荣,能够强有力地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一定是思想市场活跃的时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稷下学宫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等等。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改革及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亦如同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的:“也受惠于思想市场。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是重要的,但他们的想法许多来自经济学家的思想。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经济学界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写入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1]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没有了活跃的思想市场,没有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就很难有新的思想创造,整个社会就失了进取动力与变革的源泉。



[1]张维迎:《思想市场推动中国变革》,《中国新闻周刊》2014414总第655期。


[1]炜光:《中国转型需要思想市场》,《中国储运》2013年第11期。

[2][]科斯:《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3910日。

[3][].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 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1][丹麦]《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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