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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文艺作品的价值层次  

2015-09-04 11:51:20|  分类: 文艺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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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美学和文艺学教科书中,通常把文艺作品的价值分为认识、教育和审美这样三个方面。在理论用语中,这个与认识、教育并列意义的“审美价值”,也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字眼。但究竟何为“审美价值”?却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解释清楚。最常见的说法是指“情感的愉悦或满足”。其实,这种情感的愉悦和满足,并非文艺的本原价值,而只是其本原价值产生作用的情感表现。因为就美自身来看,那种科学认知意义的美的本体,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所谓“美”,其实只不过是凌驾于其它价值之上的一种虚拟性、假借性称谓;所谓“审美价值判断”.从本质上来看,其实只是在另外一些实利性价值基础上的更高一层次的情感判断。 [1]正如鲁迅先生曾经指出的:“美的愉悦的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2]那么,文艺实利性的本原价值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包括生理快适、现实功利和人性开放这样三个层次。

 

                             

 

诚如我们的美学理论所强调的:美感不等于快感,美感是精神性的,快感是生理性的,但快感与美感是有密切关联的,有些美感,正是以生理快感为基础的。这样一种生理快感,亦正是文艺作品的本原性价值之一。它是由文艺作品外在的、或经由第二信号系统,借助想象感受到的声、形、色谙因素与人类生理方面的某种契合而生成的一种快适感。

近代实验心理学已发现,客观外界的声、形、色与人类心理结构的内在变化具有直接关联。就声音来看,如果超出人的脏器频率(一般存几赫兹到十几赫兹之内),就会引起人的晕眩不适,高强度次声甚至会导致裂脏死亡。相反,与人体生理机制和谐一致的声音则会令人欣慰,促进健康。古希腊人常用音乐治疗疾病就是这个道理。关于色彩,俄国一位病理学家指出,红色能促进心理活动的活跃,绿色对心理活动有缓和作用,紫色则产生压抑,蓝色可以镇静和压制过于兴奋的情绪等。据报裁,英国伦敦附近的泰吾士河上有一座黑色的桥,在那里跳水自杀的人要比同一地区其它的桥更多,直到它被整修,漆成绿色之后,情况才大有好转。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也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先天性盲者,手术后第一次张眼看世界,见到红色就觉得愉快,见到黄色就发晕。[3]由此可见色彩对人类心理活动的影响。关于形体,近代实验心理学的成果也表明:有规律的线条会比杂乱无章的线条、合于筋肉习惯的线条会比违背筋肉习惯的线条、对称平衡的图形会比无规则的图形更容易引起人的快感。上述诸种导源于声、形、色的生理快感,经由一定的情感积累,必然会升华为虚拟性的审美价值判断。

    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过程中,首先接触到的即是作品的声、形、色。在以声音为媒介的音乐,在以色彩和线条为媒介的绘画等作品中自不待言。即如在以文字符号为表现媒介的文学作品中,读者首先感触到的同样是文字符号排列的外观、节奏、韵律以及由文字符号唤起的人们关于事物声、形、色的想象等等。这类声、形、色与人的生理机制的谐和程度,必将最初影响欣赏主体对于作品的情感态度,并由此决定欣赏主体对于作品的第一层次的审美价值判断。

    文艺的现实功利价值是直接服从于人类现实实用目的价值层次,它常常彼人们用“主题思想”、“社会意义”来指称。常常被批评家用“说明了”、 “表达了”、  “揭露了”、“鞭苔了”或“歌颂了”什么这样的逻辑语言予以明确表述。这种价值具体又可分为认识和教育两个主要方面。《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鲁迅的《阿Q正传》被认为再现了辛亥革命的悲剧过程。这里肯定的正是作品的认知价值。莫里哀在《伪君子》序言中说:“我……整整用了两幕,准备我的恶棍上场。我不让观众有一分一秒的犹疑;观众根据我送给他的标记,立即认清他的面目;他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为观众刻画一个恶人的性格。”这里,作者,作者本人看重的显然只是一种道德教育价值;  《汤姆叔叙的小屋》为当时美国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造成了强大的舆论,作者斯托夫人为林肯称赞为“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里,作品得到肯定的显然是其政治教育与政治鼓动价值。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作品接受过程中,当这种认识和教育价值与读者的理性意愿一致时,亦必会伴随着肯定性情感判断,从而感到作品之“美”,这便是文艺审美价值构成的第二个层次。

    这种现实功利价值向审美价值的转化,最明显地表现于对以丑为艺术内容的作品的欣赏过程中。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达尔丢夫、“悭吝人”欧巴公,罗丹的著名雕塑作品“老妓”,作为生活原型,是不可能产生美感的,而在艺术中,之所以被认为具有了“审美价值”,显然,正是其中蕴含的道德伦理或政治思想方面的“现实功利价值”上升为情感倾向的结果。是生活中的丑恶原型,经由作者的艺术化处理之后,使之成了一种能够表现作者某种思想情感的媒介物。其实,欣赏主体认同肯定与赞美的只是作者的主观思想情感,而非媒介物本身了。正是由于某种与现实功利密切相关的认同作用的蒙骗,使欣赏者会误以为媒介物自身也具有“美”的价值了。

人性开放价值是文艺价值结构中的深层价值层次,它不直接体现为对人类知识欲求的满足,也不直接体现为支配或调节人的实践行为的外动性,而是以暂时忘却,超尘脱俗,沉醉于某种幻境为特征,是一种”自由想象“基础上的心灵的开放与满足。

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在“醒”着的现实中,由于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则与层层交织的社会规范这样两重无法挣脱的枷锁的束缚,人类时时都有莫可名状的人性遭到压抑的苦闷。只有在艺术天地中,在拉开了与现实人生距离的他人的故事与美妙情景中,借助于“自由想象”,在一种虚幻状态的个性价值的永恒肯定中,这种苦闷与压抑才能得以开释。因此,作为异国的平民,虽与鼓舞战争情绪之类已毫无关联,也会感兴趣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至于欣赏一下青春永驻、生老病死亦无可奈何的维纳斯雕象,听一听舒伯特的小夜曲,读一读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之类的诗篇,更会得以畅神快慰、自由开放的心理满足。而这便是文艺的第三层次的人性开放价值。

    恩格斯曾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这样写道:“民间故事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对于文艺作品的第三个价值层次的实现,对于欣赏过程中的人性开放而言,恩格斯这儿提及的“忘却”,实在是一个富于理论价值的概念。没有“忘却”心态作为前导,文艺作品的人性开放价值就不可能实现。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文艺欣赏中的这种“忘却”现实,不同于宗教活动中的“忘却”尘世。宗教追求的是一种“常醉不醒”的永恒逃避,文艺“忘却”只能是暂时的心理缓冲。在文艺“忘却”中获得的开放满足,会转化为醒后改造现实的动能,会激励人类永不满足地去追求在艺术中体验到的能够得以更多自由的理想生活境界。人类社会,往往就是在这样一种艺术体验与现实冲突的起伏波动中前进的,这便是文艺作品第三重价值得以存在的重要根据。

文艺世界尽管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从价值论角度来看,不外这样三个层次。所谓审美价值,正是在这样三重本原性价值基础上的情感转化。所以,正是在否定审美价值独立性的意义上,苏联当代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曾经指出:审美价值是具有许多意义的总和,“它既在一定的程度上对视觉和听觉感官的生理功能具有意义,又对人的创造能力具有意义,还对形形色色的社会夫系(实践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对确定人的个性在这些关系的体系中的地位具有意义。对于感知审美价值的人,它可以具有认识世界和自我认识、放育和自我教育、价值定向、交际和享受等意义。”[4]我国有的文艺理论教科书,也在此意义上认为,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娱乐价值只是文艺审美价值的三个具体组成部分。[5]

 

                        

 

    在不同的具体作品中,三重本原价值的分布并不均等。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依据不同的主导价值构成,我们不妨将文艺作品从整体上分为消遣型与整合型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由第一和第三(即生理快适与人性开放)两重价值构成,比如维纳斯雕象,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之类诗篇等。这类作品,虽无明显的认识、教育之类现实功利价值,却可以给人生理快适与个性开放的满足。后者则是三重价值有机凝合的产物,如西方文学史上的《神曲》、《哈姆雷特》,中国文学史上的《红楼梦》等。这类作品不仅具有高妙的生理快适、人性开放价值,同时具有认识、教育之类重要的现实功利价值。

    实际上,如果孤立地看,文艺作品的任一价值构成都非文艺自身所特有。如声、形、色所唤起的生理快适与引发自由想象的人性开放价值,在自然景物中亦大量存在;认识、教育之类的现实功利价值,在其它社会科学著作中,新闻报道中,也会表现得比文艺作品还要充分,还要直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艺作品根本就不存在决定自身类属的本原价值构成。那么,文艺作品又是凭依什么而存在的呢?对此问题,亦正是由文艺作品的不同价值结构类型予以具体分析,才能看得更为清楚。

    一、消遣型作品:这类作品的价值,主要产生于艺术家按照人类生理快适机制和诱发人类自由想象心理机制的活动规律,对相关本原价值进行的重新调配、组合与集中凝炼。以绘画而论,画家常以青、红色彩间用,而绝少红黄摆在一起,这便是依据了两种补色摆在一块时,视神经可以受到最大量刺激而生极小量疲倦,从而产生快感这样的生理活动规律。自然山水本来亦可驰想畅神,但绘画却可以通过景物节制和强化“距离”等手段,相对进一步放大了自由想象空间,从而使得艺术比自然更富于人性开放价值;至于诗中意象的选择、表达的含蓄等,也无一不是为了应合读者自由想象暴起伸张的心理活动规律。这类艺术作品的创造性,也就主要表现在引人生理已知和诱发自由想象的程度上。

    从创作动机来看,消遣型作品正如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的:主要是为了“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希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器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爱因斯坦将这称之为 “消极动机。[6]文学史上出现的所谓“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等思潮,便正是与这样一种“消极动机”有关,所形成的便也正是能够体现文艺作品的第一重生理快适(形式因素)与第三重人性开放价值的“消遣型”作品。

    又正是因为生理快适和人性开放价值植根于普泛的自然生理本能和精神欲求本能,所以在文艺欣赏活动中,“消造型”作品往往呈现为“共同美”特征。也就是说,人类艺术欣赏活动中的“共同美”现象,从根本上讲,是由文艺作品的形式性的生理快适和自由想象性的人性开放双重价值决定的。

    二、整合型作品:与消遣型作品不同,这类作品的价值是由三重本原价值在艺术作品中的协调融合体现出来的。就某一具体作品而言,其整合作用下产生的合成价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认识、教育之类现实功利价值的高低,二是这种功利价值与其它两重价值协调一致的程度。

    从历史上来看,从现实功利出发的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们,总是特别看重文艺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方面的教化作用。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与其弟子亚理士多德,就从不同角度,特别强调过文艺的教化作用。在我们中国,从孔子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到曹丕所谓“经国之大业”,到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直到现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等,体现的便正是对这种现实功利价值的看重。其实,这种看重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从整体上看,文艺的确存在这样一个价值层次。试想,如果将文艺的教化价值剔除干净,文学艺术之于人类的意义不就大大削弱了么?实际上,上述看法的问题不在于看法本身,而是在于:一,不加区分的一概而论。比如诸如山水诗、花鸟画、小夜曲之类的消遣型作品,也往往被强求要具备现实功利价值;二,片面推重政治性的教育价值,而忽视三重价值的整合。比如在我们的批评界一度盛行过的“政治第一”,甚或“政治唯”的批评标准,即存此弊。这样的片面强调,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于取消了艺术。

    在评判文艺作品时,见仁见智的分歧,也往往是由于人们侧重从思想性、教育性功利价值入手导致的。因此,这类分歧常常见于对整合型文学作品的评价.而绝少见之于消遗型作品。显然,这是因受制于作家的不同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的功利价值观参与了对作品的评价所致。当持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读者专注于作品的实用功利价值时,必会各取所需,众说纷纭。比如对《红楼梦》,当人们从历史前进的政治价值观出发时,会肯定贾宝玉的人生追求;当有人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时,会厌恨贾宝玉的叛逆行径。当然,即使在整合型作品中,由于同时亦会存在生理快适与人性开放的价值层次,所以也不乏“共同美”的体验。比如,当人们沉浸于大观园中花红柳绿的美好景致时,当为王熙凤的美貌与青春活力所吸引时,不论何人,亦会局部性、片段性地得以声、形、色引发的生理快适,以及远离自身利害的虚幻境界所导致的人性开放,而暂时忘却理性评判的分歧,得到共同美的享受。

与之相关,在文艺评判中,人们常用“生命力”这个概念来说明文艺作品价值的高低,实际上,生命力又可分为“强度”与“长度”两个方面。“强度”是指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的“爆响”效果;“长度”是指作品艺术效应的久远效果。一般说来,“整合型”作品的杰作,往往会兼具“强度”与“长度”。如《十日谈》、《神曲》、《红与黑》、《西厢记》、《红楼梦》等,不仅问世之时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后世也一直为人喜爱。而“消遣型”作品,则往往只见生命力的长度,难以同时具有生命的强度。比如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这样的诗,沈从文的《边城》这样的小说,虽不曾轰动一时,但能一直为人喜爱,体现出生命力的长度。  由于作品的生命“强度”,主要是建立在现实功利价值的基础上,而“长度”则是植根于生理快适与人性开放价值之中,这就决定了文艺创作必须按照不同类型作品的独特价值结构进行。作为“整合型”作品,如果只追求现实功利价值,忽视与其它两重价值的协调统一,很可能只是“爆响”一时,仅具生命力的“强度”而乏“长度”。我国当代创作中曾经轰动一时的《伤痕》、《班主任》、《于无声处》、《丹心谱》即属于此类情况。作为“消遣型”作品,如果也苛求其与“强度“相关的“爆响”效果,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文学艺术史上来看,与“消遣型”作品相比,人们往往更为推重兼具生命力之“强度”与“长度” 的“整合型”作品。缘其整合价值,这类作品的意义无疑是更为重大的,亦更能体现一位创作者、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艺术成就。但亦应注意到,在这两种类型的作品中,不可能存在横向比较的共同标准。比如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之类的诗与“三吏”“三别”相比,就很难判断孰之价值而低,因为本来就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结构形态。只有顾及这种不同,才能对文艺作品作出更为科学的价值评判。

 

                         

 

从历史形成及特征来看,文艺作品的生理快适价值是原始性的无意识价值层次。这种价值可以直接追溯到动物阶段,甚于更为原始的生命形态。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自然界的其它生物对构成文艺作品形式要素的声、形、色亦有某种程度的感应。比如蚯蚓、蝶蝴对不同色素会有不同的反应;蛇亦喜欢静听美的音乐,并会随节奏而左右摆尾;蔬菜在音乐刺激下会加速生长等等。人类对于这种价值的享受,也像生物一样,最初只是得自于自然界的原生形式,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才逐渐转变为某种艺术性质的自觉追求。但对于欣赏者来说,即使在现代,对于这种价值的接受,更多的也依然还是停留在不自觉状态。

第二重现实功利价值与第三重人性开放价值,应当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由于与现实生活中的直接需要相关,人们首先注重的又应当是现实功利价值。以中国文学史为例,在文字产生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尚无独立意义的文学观念。现被纳入文学史的《尚书》、《孟子》、《庄子》、《左传》、《史记》等,实乃历史或哲学著作。即如属于文学的《诗经》,在时人孔子眼里也主要是具有“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之类实用价值。另如为后世视为文学作品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当时体现的也主要是口述历史价值;印度的《五卷书》,主要体现的是总结治国安邦之策、寻求为人处世之道之类价值;犹太人的《圣经》更直接是宗教(基督教)经典。在这些著作中,虽已隐含着能够引发自由想象、开放个性之类的价值,但这时候,人类对此尚无清醒的理性意识。这种理性意识的自觉,是后来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才出现的。在我国,正如李泽厚曾指出的,是从魏晋时代开始的,是在人们“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7]而又正是这种内在人格的觉醒稿追求,才使人们逐渐发现了文学作品中的以“自由想象”为导向的人性开放价值的意义。因此,也正是在魏晋时代,我国文学史上才出现了真正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山水诗之类,才出现了陆机《文赋》这样专门探讨文艺创作规律的理论著作。

文学艺术的价值,说到底,就在于使人类活得更为幸福。这幸福不外三个层面:一是生理层面的身体舒适;二是生活层面的衣、食、住、行之类生存条件的满足以及人身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等等;三是生命层面的实现绝对自由、长生不老之类欲求。文艺的价值层次正是与人类追求的幸福层次相对应的。快适价值对应于身体幸福,现实功利价值对应于生活幸福,人性开放价值对应于生命幸福。相比而言,由于人类对身体舒适的追求更具本原性与普遍性,这就决定了生理快适价值是文艺作品必具的基本价值;由于人类对生活幸福的追求会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提高,因而可以相信,文艺作品中的现实功利价值必会呈现出日趋衰弱之趋势;由于人类对绝对自由、长生不老之类的幸福追求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只能借助于忘却心态,在艺术境界中得以虚幻之满足,这自然也就决定了文艺作品人性开放价值的永恒性。

当然,人类社会的进程是复杂的,对文艺作品的价值追求与价值评判亦应与特定历史环境相适应。比如在大敌入侵,国难当头之际,或现实问题突出,社会亟需改革的时代,人们对生活平安幸福的追求必会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此时,文艺作品的现实功利价值,亦理应受到更高程度的推崇。也就是说,对文艺作品的价值评判,应该坚持具体时空评判与永恒价值评判相兼顾的原则。

当今时代的我国文艺界,或是缘于对过去长期忽视或否定生理快适与人性开放价值的反拔,对文艺的现实功利价值追求似已有所淡化。不少作家、艺术家,或在刻意于追求纯粹的形式技巧,或在迷恋超尘脱俗的山林野趣,或在喁喁哀怨于一己之苦闷,或在沉溺于形形色色的男欢女爱。这一切,大多当然都是有意义的,但如此回避现实,远离了我国亿万人民所向往的现实改革的时代要求,恐也是难以有更大作为的。

 

注:

[1]参见拙文《美的本体否定论》,人大复印资料《美学》1986年第7期。

[2]《艺术论.序》,《鲁迅全集》第17卷第190页。

[3]《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页。

[4] :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凌继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5]刘叔成《文学概论四十讲》,中央电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6页。

[6]《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7]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原载《柳泉》1988年第5期,原题《审美价值层次与文艺作品生命力》,20157月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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