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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清末民初世相图--------读蔡云万《蛰存斋笔记》  

2014-08-02 21:38:33|  分类: 书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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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存斋笔记》,是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之一种,计收文268则。作者蔡云万(1870---?),字选青(又谓选卿),江苏盐城人。早岁曾潜心于章句之学,废除科举后,遂依文为活,出任过属于北洋直系的淮扬护军使马玉仁使署秘书兼师部书记官。马玉仁失势后,回乡主笔过《盐城日报》。晚年寓居上海,与沪上文人陈蝶仙、周瘦鹃等时相过从。这部笔记,便是在陈蝶仙等人的帮助下问世的。

长期奔走于军界、政界、报界,迭经战事,交游贤达,游踪遍及大江南北的作者,自是消息灵通,广闻博见之士。其《笔记》中,即广涉前朝重臣,民国掌故,世态风情,奇闻异事等等。读来颇觉意趣盎然,亦大有裨益于学识。

在作者笔下,我们会看到某些风云人物鲜为人知的一面,并据此可体悟到沉潜于历史深处的别一些信息。如深受咸丰帝信任和重用的肃顺,竟敢抗旨,力主斩杀了身为主考官时有过违规之举的大学士柏俊(《大学士柏俊》),可见即使在专制时代,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并非民间所说的金口玉牙,权力有时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出任民国总统之后的徐世昌,曾于总统府创立了晚晴簃诗社,并行文各省道县,广征诗集(《晚晴簃之徐世昌》),可见在政局动荡的民国初年,执政者亦不忘推重传统文化的风雅,令政坛上吹拂着温馨气息;世袭一等毅勇侯的曾国藩嫡孙曾广銮,“病故时竟几无以敛,赖清帝有恤典以赙之始克成礼”(《曾广銮》),可见,一直被视为属于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压迫阶级的“封建官员”竟能达到的清廉自律的程度,亦可见声名远播的曾氏家族清正严明家教之不虚;曾与作者书来信往,有诗唱和,并为其《笔记》亲笔题过词的吴佩孚,亦并非仅为世人熟知的镇压了“二七”大罢工,杀害了林祥谦的反动军阀,而是品行高洁,两袖清风,且“晓畅兵机,有羽扇纶巾之致”(《 吴佩孚》)。

在作者叙及自己生涯的《军中回顾》、《苏浙之战》等篇什中,你会看到那些拥兵自重,“以私人权利内战,无谓之争,残民以逞”的军阀之邪恶,以及他们所导致的“人民迁徙半离家,风声鹤唳夜尚哗”的乱世情态。在《重到上海之感言》一则中,你会看到当年正在成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万有万能”与“万险万恶”集为一体的景观:商业繁荣虽已近乎英之伦敦,法之巴黎,但却奸徒咸集,杀机四伏,富户常陷绑架之危,平民亦有生命之虞。在《论三多》一则中,你会获知如今难以想象的清代南京曾经拥有的城市个性:驴子多、大脚仙(不缠足的妇女)多、红顶花翎道台(候补道台)多,等等。

透过笔记中作者亲历亲见,言之凿凿的那些奇闻异事,会使你相信宇宙的神秘并非仅是传闻,亦非常为自奉为科学者用作推诿之词的幻觉等等。如《异光是否星光》一则中载:“民国癸酉十月廿三日下午七点钟,时已万家灯火,突见天空发见白光,附有红光,末后光色灰黄如烟雾,且行时有声沙然在空,照澈远近如白昼。当时万众聚观,惟其光猝然而来,飞驰而过,莫能形容其何状。逾刻接南京无线电云:‘顷有强烈亮光异星一颗,由北向南,光芒四射,疾驰而过,尾长数丈许。路人皆见,莫不诧为奇异。’此为余六十余年来所见之第二次,是否星光,尚未敢论定也。”此或系当今仍不时见之于媒体报道的不明飞行物也。《龙异》一则中载,作者亲眼目睹“粗若巨瓮灰黄色龙身一段,长逾二丈,显露于云疏处。”;《谈阴之灵》中记叙:有邻人之子吃雅片自杀,尚未绝气,正施灌救。时值夜半,作者经邻居门前归家,“出巷口时,觉背后旋风大作,尘沙飒然”,惊恐巷内有怪异,料邻子已无生望,翌晨即得其死讯。《翻不得》一则中忆及:“予儿时偶与诸邻儿嬉戏,每唱‘要得大清灭,天下路成铁’两句,亦不知此语来自何处,创自何人,群儿竞相歌唱。家庭间或乡父老闻之,立加叱斥,恐诸童无知,以言招祸也。”作者慨叹:“现在‘路成铁,大清灭’之谶已验,言闻诸数十年前,事验诸数十年后,似不得谓为附会之谈,訾其妄诞也。”这类资料,虽为正统学界所不齿,实则或有人类学、民俗学,或未来有可能形成的某类学之研究价值。

在这部笔记中,另有不少篇什涉及一些重要的历史之谜,兹举几例如下:

一、人们在论及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时,常以清代“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案为例,然案涉何人,真相如何,史料所载不一。或谓诗乃为雍正下旨斩立决的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所作。《清稗类抄》中则载:有一次雍正微服出游,在一家书店里翻阅书籍,当时“微风拂拂,吹书页上下不已”,有个书生见状顺口高吟“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雍正“旋下诏杀之”。蔡氏在笔记《一柱楼诗剩》一则中,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版本:“清乾隆朝东台县举人徐述夔,因会试误犯御讳,罚停五科,归造一柱楼居其上,著有诗集即以‘一柱楼’名其集。”后为人告发,诗词悖逆,时刘墉为江苏学政,奉旨查办,果查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之类,遂据以定罪。徐遭戮尸,子被绞决,连曾为诗集写过述夔传的已经去世沈德潜亦遭牵连,被追夺其祠谥。作者谓“东台为吾盐邻邑,于予乡尤接近,仅此数联得诸乡先辈所口述。”可见此说当更为可信。此版本中尚含有两条有价值的信息,一是因作者确有不满清廷之意,故而虽不能说罪有所因,似亦非无中生有之意义的“文字狱”;二是刘墉居然是这一“诗案”的关键人物,其案在后世之含混,不知是不是与有碍刘大人的清名有关。

二、根据多处尚存碑刻,世人相信岳飞亲书过孔明之《出师表》,但却一直未有手卷真迹为证。蔡氏笔记中有《岳武穆真迹》一则专记此事,自称曾在友人谭立春家目睹之:“卷长约五丈余,宽约二尺余,纸色已黯敝,字如茶杯口大,惟笔势飞舞,字体则偶有大小相间之处。武穆秉天地刚大之气,笔致跌宕流走,毫无停机,绝非后世俗手所能摹拟于万一者也。卷首有明太祖批八字‘豪迈磊落,书如其人’,兼印有‘洪武御书之宝’,末有‘阮元珍藏’之章,诚属见所未见。”作者且道及来历谓:原为苏州潘世恩家收藏,苏州失陷于洪杨之役后,此卷乃遗落于盐城一农家。蔡氏所见是否真迹,已不可考,然查知潘世恩乃清廷要员,乾隆间曾官至户部尚书,道光间又至英武殿大学士,当具收藏此真迹之可能。有意思的是, 2007年11月26日苏州《城市商报》刊一消息:《男子自称发现岳飞手写<出师表>真迹》,并宣称已有权威专家鉴定确为岳飞“孤本墨迹”。报道中所描述的“真迹”之特征为:《前出师表》引首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御笔“纯正不曲,书如其人”,《后出师表》后面有南宋爱国将领韩世忠以及清人王家璧、左宗棠等名人鉴定后的题跋手迹!两件长卷,宽都是50厘米左右,长则分别达14余米和13米多。比较可见,此件与蔡氏当年所见件的长度、宽度及其他特征颇为相近,且亦是见之于苏州,故似有一定可信性,但因明太祖所批“纯正不曲”与蔡氏所见本中的“豪迈磊落”有别,故又大可怀疑。

 三、曾任翰林院编修的俞樾(1821-1907,俞平伯的曾祖父),在河南学政任上时,因“试题割裂经义”而遭御史曹登庸劾奏被罢官,然俞樾究是如何在考试命题时“割裂”了“经义”?出的又是何种题目?又是缘何而“割裂”了“经义”?则不见籍录,至今,为人道及时仍语焉不详。蔡氏在《俞曲园》一则中,提供了如下一说:俞樾任河南学政时,“署内有狐蛰居已数百年,俞素以道学自命,视之蔑如,且斥为妖妄。一日试期点名后,俞忽困惫不堪,卧而久不能起,虽侍者不知,堂前题牌已有人代出截搭各题目,一为‘君夫人阳货欲’,一为‘王速出令反’,一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在场诸生虽甚诧异,但以功令所在,不敢不照题作文。放牌出场后,閤属奔走相告,传为奇谈。俞此时始豁若梦醒,闻之亦惊骇失常,知狐恶作剧。然事已传播远近,无法挽回,此乃被革职之由来也。”作者依据传闻的记叙,颇类《聊斋》故事,怪诞诡谲,难以置信,然作者似深信焉,慨叹曰:“狐虽兽类。能出题如此之巧,令人可畏而亦可佩也。”

作者在这部笔记的自序中有云:“所采多系实事,义取劝惩,体近记叙,于稗官野史之外雅足供参考之资者,非若近时哀情、艳情各小说装点情节,只能取悦中才,不足牢笼上智也。”应当说,作者的这番自我评价还是比较符合其笔记之实际的。其中,虽亦不乏诸如“俞樾案”之类的道听途说,但大多还是记之有据,阅之可信的。作者的所写所记,虽不过是一些人物剪影、事件片断,但透过纷纭驳杂的历史碎片,还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幅光怪陆离的清末民初世相图,能够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深度体悟与细节感知。

此外,笔记中亦收录了作者的一些论学辨伪、读书心得等等。颇为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在《鲁<论>朱注之析疑》一则中,曾指出了朱熹《论语》注解中的十多处讹误,如:朱注孔子之语“父母唯其疾之忧”谓“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蔡氏谓“其”字当指父母而非人子而言,语意亦谓人子“诚恐未周,致父母有疾,唯以此为忧耳。”认为只有如此理解,方可与下文中“养亲须悦之以色”之类“责在为人子者”相统一。朱注 “宰予昼寢”谓宰予“当昼而寐”,“言其志气昏惰,救无所施也。”蔡氏指出 ,“昼”(晝)字当是“画”(畫)字之误,其本原文意应谓“宰予修治寢室,加以雕刻彩绘,孔子以为屋宇湫隘,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故劝止之。”且举旁证为:《家语》中有“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之语,意谓宰予之言虽或有失,而人则可取,故不致以朽木粪土比之也。朱注孔子语“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谓孔子是在赞美管仲之仁,蔡氏认为,孔子曾讥管仲器小、非俭、不知礼等等,又“岂有轻许其仁而重言以赞美之哉?”是语只是肯定管仲有挽救世运之力,是否算得上仁,不好判定,“如其仁!如其仁!”正乃踌躇未定之词。这类见解,当系发人所未发,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论语》,是很有启迪意义与重要学术价值的。

或因囿于传统意识及学术视野,作者的见解中自亦不乏胶柱鼓瑟之论。如作者不满于世人对李密、范仲淹人格品行之推崇,认为李密《陈情表》中的“行年四岁,舅夺母志”之语,范仲淹文章中透露过的母亲改嫁之事,皆系“彰母氏之秽德”,故“均不得推为孝子也”(《李密 范仲淹》)。在《辨伪汇志》中,谓秦淮附近无江,且即使隔江唱曲,亦非对岸所能闻声,故而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句,应改为“隔溪”似较近理。此恰与明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同是批评杜牧的“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之类偏执之论相映成趣。如果作诗全然执着于蔡氏与杨慎所强调的“事理”,诗大概也就难以成其为诗了。观其笔记中所收录的蔡氏本人的一些诗作,之所以多觉枯燥,即盖缘理胜于情也。

蔡云万其人,虽可于笔记中约略知其行状,然生平、际遇之类详情及卒年等,则均不得而知。只是由其在《诗讖之可笑》、《假归志痛》中“下走现剩孑然一身”之类自述,以及对59岁病逝的继室刘夫人的痛悼可以推知,其晚境甚为凄凉;由其“身已虚度六十有七”之类自述,以及曾呼吁抗战的言论可以推知,1937年尚在人世。

 

 

                                                                       2014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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