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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超然智慧与对话哲学 ──读滕守尧《文化的边缘》  

2014-05-30 09:43:58|  分类: 文朋师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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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即将到来,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剑拔弩张的政治角触已趋向缓和,但技术文明的急剧发展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人际关系危机却日见突出,使人类又一次处在了文化选择的十字路口。人类该怎样开辟辉煌的未来?该怎样创建新的文明?该怎样重塑人格精神?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必须关注和回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来说,更需要加强对这类问题的冷静思考与深入研究。从国内近几年的文化热潮中,便可见出人们对索解这类问题的迫切。但在这喧嚣的文化声浪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外来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冷炒热卖,或不无情绪偏激的批判与否定,往往缺乏实质性的创造与发现,更缺乏富有启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理论建构,故而许多问题仍处于茫然无序的状态。正是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滕守尧先生新近出版的《文化的边缘》一书,不论在思想启示,理论建构,还是实践价值方面,都是应该引起学术界重视的一部独到之作。

    与一些泛泛之论不同,留学德国数年,对中西文化均有着深入钻研的作者,是在中外文化、古今文化,纵横比较,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强调“对话”、注重“边缘”、崇尚“超然智慧”的文化主张的。作者指出,在我们迄今所知的人类智慧中,有原始智慧(野性智慧)、现实人文智慧(圣贤智慧)、神性智慧(超然智慧)三种。作为相信万物有灵的原始智慧,当然早已失去了现实实践意义。一度支撑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圣贤智慧,也已不适于当今时代。而以“对话”为基础的“超然智慧”,才是当代文化的正确选择。圣贤智慧的特征是强调真假、善恶、美丑的二元对立。在西方,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到笛卡尔的“二元论”,到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理性;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处处体现着“叩其两端”原则的中国儒家哲学等,莫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特征。这类以“对立意识”为根基的圣贤智慧,虽然强化了人的理性意识,培养了人类的科学精神,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因缺乏对话因子,也使人类卷入了认识世界和征服世界的迷狂之中,从而造成了主体与客体、身与心、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分离,破坏了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和谐,甚至导致了整个世界处于对立和仇杀之中。而超然智慧则大不相同,力图将已区分开的二元重新融合,让它们在融合中生发出新的性质和功能,向往的是打破对立而转向对话,打破边界而进入边缘。作者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对话意识”为根基的“超然智慧”指导下,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还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各个部分之间,才能由分离转变为相互交融,由冲突转变为和谐共处,人类社会才会有更为辉煌的前途。

    明显可见,作者这儿所探讨的文化选择与重构,实际上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民族的强盛,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探讨的重要问题。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五四”运动中有人主张的“全盘西化”,或“尊孔复古”,到80年代风靡一时的“西体中用”论等,均不无这样一种文化选择与重构之意义。然而上述诸说,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有的虽不乏积极意义,但体现出来的仍是一种“体用对立”、“中西对立”的传统文化眼光,尚缺乏一种更高层次的、更为开放平等的“对话”精神,故而不利于中国社会的长足发展,更不可能解决“地球村”时代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滕守尧先生的《文化的边缘》一书,则显然跳出了国度与时代的局限,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探讨人类的文化出路问题,提出了“超然智慧”的文化主张的。

    作者首先是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入手,提出这一主张的。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道家哲学中,已经饱含着富于现代意义的“对话”意识。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便正是这样一种“对话”精神的典型体现,并由此构成了超然智慧的基础。在作为道家智慧象征的太极图中,“黑区”与“白区”的相互反转,特别是中间那条无头无尾,无始无终,欲上先下,欲左先右的动势的S线,便是“对话意识”的绝妙体现,是老子“反者道之动”原则的形象写照,深刻地划出了一种伟大的批判力量和怀疑精神的运动轨迹,使我们看到了宇宙之生发原则的闪光和宇宙本体的骚动。但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由于体现为“圣贤智慧”的儒家哲学一直备受推崇,道家智慧便只能被掩抑在历史的阴影中。作者进而指出,本世纪以来,西方的一些文化精英,在痛切地感受了“二元对立”哲学的弊端之后,也已开始了“迷途知返”的转变。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狄尔泰的解释学革命、梅洛─庞蒂的“生命世界”、伽达默尔的现代阐释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雅可布逊的结构主义、阿多诺的“否定哲学”、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等等,无不体现出力图打破“二元分裂”的追求,表现出与中国道家哲学相通的“对话”特征。例如梅洛─庞蒂对“肉体”这一概念的解释中,就包含着一种酷似老子的反向力量,表现出强烈的“对话”意识;现代阐释学的集大成者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则径直认为人自己或他自己之存在的主要方式,就是对话与交谈,只有对话与交谈,才是知识得以理解的最终的背景或环境;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对符号作用的强调,亦如庄子“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正是在这样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建立在“对话”意识基础上的“超然智慧”,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共同趋向,以及现代西方文化正在向东方“超然智慧”靠拢的趋势。

    一般说来,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应该具备这样两方面的素质:一是能够以独到的理论视点,开拓人类精神生命的空间,使读者得以知识的增值;二是能够用其理论回答和解决相关问题。《文化的边缘》一书,在这两方面,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作者正是由“对话”视点切入,为我们描绘出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边缘”地带,展示了另一个别具风采的精神天地,可以给予人们美妙的文化与生命的启示。此外,作者以自己的“对话”理论,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卓然不同的分析与解释。比如对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众说纷纭的“后现代”思潮,作者独抒己见,认为这并非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中国的神性智慧也参与其中。后现代主义强调人类与宇宙万物之间的平等,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崇尚“非标准化、多样化和分散化”等,体现的正是一种“对话精神”,而这才是后现代文化的精髓,才是崐我们理解后现代思潮的关键。“后现代”文化之所以难以被人理解,之所以被人越说越玄,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厌倦和反感,就是没有抓住“对话”这个关键,所以才常常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这种见解,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后现代文化思潮,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另如对四海的《生命》、《“牛”与二脚陶》、埃舍尔《解放》、《鱼和鳞》、《画画的双手》等一些很“新潮”的美术作品,用传统理论也许会使人感到茫然难解。作者从“对话”理论出发,对这些作品的丰富内含,价值构成的分析,却是那样的新颖独特,生动精彩,而又贴切入微,令人信服。作者还运用“对话”理论,对人类的教育模式进行了评判,认为目前国内依然盛行的灌输式教育,正在将一个完美整体的学生分裂,正在导致学生素质的下降。即使国外已经大有改进的园丁式教育,亦仍存在着不重视对学生整体施教,不利于培养学生整体发展的缺陷。而只有对话式教育,才是最为科学的教育方式。相信从事教育或教育科学研崐究的人,必会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这部著作更为重要的意义当然还在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在人类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的情况下,对超然哲学的呼唤,必将有力地遏制人类贪得无厌的物欲,对大自然的狂暴征服欲;必将有效地阻止人类对自身各类文化生态的进一步破坏,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与新生。正如作者满怀信心地预言的:“也许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的政治、科学、伦理、艺术都会以对话哲学为主导,开放出整个地球文明的灿烂花朵。”

 

                                                  19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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