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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我上者灿烂星空 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日志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读王阳明《传习录》  

2014-03-09 11:42:52|  分类: 书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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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觉得不言自明,还是朱熹所说的阙文之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大学》的作者(相传是孔子的学生曾参)当初在写下“致知在格物”这一相当重要的论断时,对于如何“格物”,格何“物”,致何“知”,竟未多作任何的解释,弄得后人一直迷迷瞪瞪。这倒也真是好事、幸事,为许多先贤的进一步思考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并缘其理解的分歧,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理学”与“心学”两大儒家学派。前者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与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理学派”的基本看法是:“格物”就是穷究事物;“致知”就是获得知识。如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即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现代流行的《汉语辞典》,即大致沿此思路,将其直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心学派”的看法则不同,如陆九渊认为,“格物”之“物”当指人的本心本性,致知即致人对本心本性之知。在著名的“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辩论的焦点即是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看法。

作为学术问题,这两派原本是可以进一步发展的,但自元代开始,因朱熹的《四书集注》即被钦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其 “理学”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心学”一派也就陷入悲摧,备遭压抑了。年轻时代的王阳明,亦曾是朱熹信徒,且曾虔诚地按其见解,一连七天对竹格之。结果,劳思成疾了,也没“格”出什么名堂。后经“龙场悟道”,才终于豁然意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全集》卷五,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9页);“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王阳明全集》第一卷,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201页,下同)由是开始了自己反叛朱子,接续于陆九渊的“心学”历程。其见解,便主要见之于其门人整理的这部《传习录》。

王阳明认为,《大学》中的“格物”之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乃“《大学》之实下手处”,且强调“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153页),因而他的全部思想,便亦是围绕“格物致知”展开的。但“悟道”之后,不再是朱熹信徒的王阳明,又曾一再宣称“心外无物”。那么,这“物”又是何?王阳明的回答是:“良知”。这实际上也就是陆九渊所说的“本心本性”了,只不过这“良知”,要比陆九渊的“本心本性”更明确、更具体,也更实在。这样一来,“格物”也就不再是朱熹们所看重的获知明理的手段,而是人格修养了。在《传习录》中,王阳明高调宣称:“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148页)并曾向门生们反复申明,他的思想精髓,仅用三个字即足可概括,这就是:“致良知”。

何谓“良知”?王阳明的解释是:简单来说,“只是个是非之心”,是对事物的“好恶”判断。(190页)王阳明认为,这样的“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天植灵根”,因而也就是天理。在王阳明看来,这“天理”、“良知”,“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156页)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不能泯灭的。他举例说,即使盗贼,心中亦存良知,因为他还是“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171页)正因这“良知”本系“天理”,故而世上的芸芸众生,亦原本应是“胸中各有个圣人”,无需外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80页)但在常人那儿,往往因“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了; 或因“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171、180页)因此,需要去“致”, “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80页)

既然这“良知”是“是非之心”,是“好恶”之判断,是天理,与朱熹所说的那样一种目光向外求取知识的“格物”方式,自然也就不怎么相干了。那么,又何以由“格物”致其“良知”?又该如何去“格”?王阳明告诉我们,这实际上很简单,可“随时就事上”去“致”,这“致良知”本身 ,“便是格物。”(160页)并具体指出,无论是在日常事务中,还是面对外在世界时,都要去除好色、好利、好名之类昏蔽,无所偏倚,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破心中贼”。在他看来,只有如此,才能保持一全体莹彻,略无纤尘,亮如明镜般的心态,就可使“此心全体廓然”,将“障碍窒塞一齐去尽”,而得以恢复本原之“天理”(99页)也只有如此,才是真格物,王阳明进而用有名的“四句教”,更为明确地概括了他的“格物致知”观:“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98页)

在《传习录》中,我们会看到这样一段记载:有一官员,听了王阳明的讲学,认为甚好,但表示因自己整天要忙于薄书讼狱,难以为学。王阳明批评道:我从来没要你脱离薄书讼狱悬空而学,相反,在薄书讼狱之间,才能真格物。如在办案过程中,不能受个人喜怒之心的干扰,更不能因其请求,屈意从之,或因事务烦冗,随意苟断,而须精细省察,力避偏倚。王阳明明确宣称:“这便是格物致知。”(173页)我们还会看到,王阳明自己如下的一番精彩“格物”: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 (196页)

 

由王阳明对那位从事讼狱的官员的指点,及自己的现身说法,我们会更为清楚地看出,他所说的“格物”,类乎一般所说的体察、体悟;他所说的“致知”之“知”, 不是零乱的道理,一般的知识,而是能够“随时就事上”明觉到的公正无私之“良知”, 是借体悟外物而得以保持或回归的“天植灵根”,是超个人、超现实、超时代的宇宙情怀,是如“夜气清明”般的纯净心灵与壮阔人格。

阅读《传习录》,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西方大哲康德、黑格尔。康德所推重的作为人之行为准则的无上的“道德律令”,即相通于王阳明所说的“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之类人所固有之“良知”、“天理”;康德所强调的先验范畴,自得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主体性理论,亦类于王阳明所主张的良知自有,不假外求,“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甚至康德所敬畏的能启人“道德律令”的“位我上者”之“灿烂星空”,亦颇近于王阳明所重视的象征着人之阔大心境的“昭昭之天”。对于构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精髓的“实体即主体”说,王阳明亦曾说得更为透彻:“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205页)我们虽然难以判定:18世纪的康德、黑格尔,是否受到过16世纪的中国人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但有一点当是没什么疑问的:就思想的高度与深度而言,王阳明是决不在200多年之后出现的康德、黑格尔这些西方大哲之下的。争究谁先谁后,谁高谁低,徒增一点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迹近无聊。我这儿感兴趣的只是:在真正的高人那儿,会有相通的“天理”、“良知”,会有相通的宇宙情怀,会达到同样的世界精神的高度,实在是无所谓古今中外的。

与康德、黑格尔这样的西方哲人相比,王阳明又终究是中国的、明代的王阳明,不同之处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在精神高度方面。康德、黑格尔们,因一辈子埋首书斋,局限于大学讲堂,故而对他们而言,精神世界中的玄思冥想本身似乎就是目的。而进士为官,搏击于明代政坛上的王阳明,更为注重的则是“心学”的匡时治世之效,孜孜以求的是救民之困苦荼毒,消弭天下之纷扰祸乱。康德虽亦有实践理性之探讨,但着眼点主要还在于个人性的自由幸福,王阳明关心的是:不论卖柴人,公卿大夫,还是帝王天子,都要追求成圣,自有担当,故而王阳明特别强调“知行合一”观。认为“格物”所致之“良知”,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行”密不可分的。如果“知而不行,只是未知。”(77页)“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78页)这也就是他所说的“随时就事上”“格物致知”,而不是玄想空谈。由本是书生的王阳明,竟能临危受命,主要以安抚手段戡平了南赣匪患,以静制动地生擒了叛王朱宸濠等辉煌的历史功绩可见,他本人即是成功地做到了“知行合一”。

话说回来,在思想路线方面,王阳明虽由“理学”转向“心学”,其实,在注重“存理灭欲”的圣化修养,注重“治国平天下”这类大目的方面,“理学”与“心学”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本源于孔孟之道的。只是在朱熹等人那儿,侧重从认识论角度理解“格物致知”时,未免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弄拧了,因为知识是解决不了“存天理”的问题的。王阳明从伦理学角度理解“格物致知”,视“知”为“良知”时,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就顺了;王阳明进而强调“知行合一”,手段与目的也就合一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可助于我们改变如下观念:当今时代,常见一些腐败官员,会议上讲得冠冕堂皇,背后里胡作非为,这通常会被说成是人格问题,会被判定为言行不一(亦即知行不一)。按王阳明的看法,这类官员,实在不是人格问题,而是可怜的“无知”者。也就是说,由于缺乏“致良知”的修养,他们原本就不知何为“良知”。那些好话,原本就不是出之于个人心性,不过是背诵的文件条文而已。如果按王阳明的法子,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从“致良知”入手。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着眼,人们现在每每更强调制度建设,这当然亦是重要的,但不要忘了,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毕竟也是人,如果缺乏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的人格修养,不能破除“心中”之“贼”,这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也难说靠得住。

也许与自己从事的文艺学研究有关,我原来比较偏狭地相信“天理”之类的宇宙情怀与应该超越现实的作家、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仅由王阳明的人生历程即可意识到,实际上,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什么家,也无论是在何种领域,要成为有所作为的高人,都需要如同王阳明所主张的,要经由“致良知”而得复其“天植灵根”。即使作为吾等小民百姓,亦会缘此而在心灵上相通于“圣人之道”,并为“吾性自足”而欣欣然,而活得安逸潇洒。

虽然尚难以完全了然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但读过了《传习录》,毕竟已多少受其熏染,走到户外的时候,时值春光明媚,花开鸟鸣,陡然似觉天更高了,地更阔了,万事万物更具光彩了,也更为灵动了。虽说不上“吾性自足”,倒也多少感觉到了一些“灵根”回归之意,此亦莫非王阳明所说“格物致知”之效欤?

 

                                                                       2014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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