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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我所了解的李衍柱老师  

2014-03-26 17:55:49|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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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实在是很难参得透的,得与失,逆与顺,有时并非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主观努力,而往往与有着很大偶然性的人生际遇有关。我想,这大概就是许多中国人所相信的命运了。回想自己的人生历程,虽也多经磨难与挫折,但幸运的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每一个关键时期,或危难之际,我都遇到上了好的师长。李衍柱老师就是令我时常心存感激的人生道路上的恩师之一。

  上大学的时候,李老师就是我们的业师,为我们77级讲授过“文学概论”课。那时的李老师,风华正茂,讲课时,不唯逻辑严谨,论析透彻,且激情四溢,不时伴随着开心的朗朗笑声,其音容笑貌,至今仍为许多同学所念及。只是有点愧疚的是,那时的我,痴迷于写诗,弄得学业不怎么扎实,各科成绩也都平平,实在算不上好学生,故而1982年毕业被留进文艺理论教研室时,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后才知道,在我这一人生的转折关头,正是李老师暗中起了作用的。大学三、四年级时,我曾在《山东文学》等报刊上发表过几首小诗,一篇现在看来也不怎么像样的小说评论文章,李老师注意到了,并信从了他的老同学----当时在《山东文学》任编辑组组长的陈宝云先生的荐介,在我们毕业分配时,以教研室主任的身份,向领导正式提出了留我的建议。其实,那时候,由于自己没有研究什么文艺理论的打算,与李老师之间,还不曾有过任何的个人接触。

   确切地说,我对李老师的真正熟识与了解,是从留校开始的。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之后,李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记得那时候,每天晚饭后,李老师到校园里散步时,总会绕到我们的青年教师宿舍坐一坐,及时查问一下进修及生活情况,时时给以学业上的督促与鼓励。1984年,我与其它几位青年教师一道,又有幸在职考取了本校文艺学首届研究生,得以在李老师、朱恩彬老师、夏之放老师、唐育寿老师诸先生指导下继续深造。由于李老师是我硕士论文的直接指导老师,接触也就更多了,在其做人、治学、工作诸方面,自然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得到了更多的教益与启示。

    李老师为人坦荡,性格率真。不论有什么看法,无论对谁,都是直言相对,偶尔也可能会发一通脾气,但说过就算,从不心存芥蒂。他的直率,有时甚至叫人难以适应。举个例子说吧,有的学者,为了珍惜时间,避却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应酬,会在客厅或书房里贴个“闲谈莫过三分钟”之类的字条,以提醒来客。李老师不会如此拐弯抹角,凡有来客,该谈的事情谈完之后,他会说“好啦,就这样吧”,这实际上是在下“逐客令”了。有人不理解,认为李老师不近人情,甚至从此怯于登门了。在我看来,李老师的这般直率,是很可敬重的,也很值得提倡的。大概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有客人来,谈过正题之后,本已无话可说,客人出于礼貌,又不便即刻告辞,主人碍于情面,也只好没话找话,虚与委蛇。实在无话,便只好枯坐,结果,双方的时间都白白浪费了。相比之下,李老师的直率,倒是既利人又利己的。实际上,与有人的误解恰恰相反,凡是真正熟识李老师的人,都会为他待人接物的热情所感动。就我亲眼所见以及自己的亲历而言,不论同事、朋友,在读学生,还是已毕业学生,凡有求于他者,都必会尽力而为之。有时,甚至不待别人提出,只要他意识到的事情,也会主动揽到身上,东奔西跑,设法帮助解决。

李老师有着坚韧执着的事业心。数十年以来,作为山东师大中文系(文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学科带头人,他一直是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当作自己的生命追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依据对全国各高校文艺学学科状况的了解,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提出了注重“文艺理论范畴”研究的学术战略,使我们学科得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以自己的学术声望与人格魅力,与全国文艺学界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以及海外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曾策划并主持实施了与北京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企业界合作培养研究生等工作,从而卓有成效地开拓了我们学科对外交流与学术活动的空间;他以令人敬重的胆识与气魄,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力争并成功组织了中国中外文论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性的学术年会在山东师大的召开,从而扩大了本学科在全国学术界的影响;他在自己潜心于教学科研的同时,时时在关注着青年教师的成长,不断在学术规划、科研选题、教学方式等方面给予悉心指导。正是在李老师的带领下,在夏之放老师、朱恩彬老师、唐育寿老师等诸位前辈师长的同心协力下,我们的文艺学学科,才成为山东师范大学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1986年即获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即获博士学位授权点。自1995年以来,一直是省级省级重点建设学科、特色建设学科。

  李老师心性旷达,热爱生活。不论在课堂上,还是别的什么场合,李老师给人的感觉总是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很少有愁眉不展的时候。当他得知别人有什么不如意的时候,常常会说的一句话是:“这有什么!”,并以自己曾经遭遇的坎坷予以开导。前几年,李老师曾有意出版一部诗文集,要我帮忙参谋编选,我借此惊喜地获知,原来,年轻时代的李老师,也曾做过诗人梦,曾经写下了《家乡情》、《山野欢唱》、《站在珠穆朗玛峰上》等一大批洋溢着时代激情,抒发了青年时代壮志情怀的诗作。至今,亦仍在不时将所思所感诉诸诗笔。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性格看似粗犷的李老师,当年也曾写下了韵味细腻、真切动人的《爱的渴望》、《大海的祝福》等爱情诗篇。正是透过这些诗作,我似乎才更为真切地熟知了李衍柱老师,才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了他那如火的情怀,坦诚率真的处世风范,以及旷达坚毅的人生态度。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从李老师那儿得到的教益与启示主要有:

  一是开阔的思路与宏大的理论气势。李老师思考问题,常从大处着眼。在我国学术界,常见人们强调小题大作,这固然有道理,但大题大作也不失为有效途径。在我看来,李老师有不少文章,即属后一类。如《思想解放与文艺学建设》、《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传统与现代转换中的三条不同途径》、《科学的发展与文艺学现代性研究》、《人论:中西文艺学的理论基石》、《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互补性与综合性》、《圜道思维:东方智慧的花朵》、《“四维空间”论与文艺学现代性研究》等,着眼的都是大问题,思考的都是大题目,但却写得从容不迫,深入细致,富有创见。这类文章,既体现了作者宏大的理论气势,又有切中问题关键的理论启示意义。

二是明确的主攻方向。李老师常跟学生们谈起,有人做了一辈子学问,发了若干篇文章,但却很难让人说清楚有哪方面的贡献,原因就在于学术重心不明确,不集中,所以也就很难有深入系统的成果。人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虽有许多问题需要关心,应该研究,但一定要有自己的主攻方向。李老师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功,显然便正是得益于此。早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期间,他就选择了典型问题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并在蔡仪先生指导下,完成了长达8万字的题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典型问题》的论文。“文革”期间,当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时,李老师仍未停止对此问题的思考,因此,“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就以《典型.个性.“这一个”》等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很快完成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概述》一书。蒋孔阳先生对该书的评价是:“过去谈典型,一般多从哲学的共性与个性上来谈,而很少从历史上来谈。即使从历史上来谈,大多也不过是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如亚里士多德、布瓦罗、狄德罗、黑格尔、别林斯基等,而很少对典型概念在历史上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作出全面的分析与介绍。本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不仅对典型问题作了哲学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对典型理论的发展,作了历史的描述。”(见该书序言)由于该书独特的学术价值,出版后不久,即为教育部选定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并以《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书名修订重版。后来,经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论论证,该书又被选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再版,可见这部著作的学术生命力。

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李老师经常提醒我们,从事文艺学研究,一定要关注文艺创作与相关的现实问题,而不能从理论到理论,这样,才能使其研究有扎实的根基与生命活力,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很善于从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获取学术灵感,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商品大潮涌来,文学艺术大受冲击时,他便及时写下了《赵公元帅与文艺女神联姻》一文,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出发,对“价值规律和美的规律能否统一?”“市场经济究竟对文艺的发展是有有利还是有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着重从正面肯定了市场经济在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认为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世界近现代文学艺术的繁荣;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冲破了中世纪的精神枷锁,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树立了自由平等的观念,从而为近代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崭新的思想基础。这些见解,为人们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文学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点。近几年来,当国内外均有人缘其电脑网络的冲击而宣称“文学的末日来临”时,他又在《文学评论》发表了《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一文,对此类看法进行了反驳,有说服力地论述了文学在信息时代的作用、特征、前景等问题。作为一位理论家,李老师不仅对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了然于心,亦在密切关注着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不时有评论文章发表。例如,对当年的伤痕文学代表作《班主任》、对谌容的名作《人到中年》,对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对本省作家冯德英的长篇小说《山菊花》、刘海栖的儿童文学作品,对电视剧《三国演义》等,他都及时写作发表过评论文章。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年近80年龄时,在潜心阅读了长达500多万字的孙皓晖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之后,竟有感而发,一口气完成了20多万字的评论专著《<大秦帝国>论稿》。在这部著作中,李老师以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与深邃的理论目光,分析评论了小说的创新性、悲剧意蕴与人物塑造等,在当代文学批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四是开放的理论视野与宽容的学术襟怀。有着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背景的李老师,属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文艺理论家。这一代理论家,大多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及关注现实的责任感,但先入为主的知识结构,时代的局限,也导致了个别学者心态的拘谨,文化视野的不够开阔。而李衍柱老师给我的感受则是:与思想解放的时代浪潮相呼应,一直在努力挣脱“唯马独尊”之类原有理论观念的束缚,力求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能够在文艺思想领域不断开拓进取。他在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同时,对柏拉图、黑格尔、康德、巴赫金、中国古代的“思孟学派”、荀子,以及现代文学史上的胡适等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学者在文艺学、美学方面的理论贡献,亦都有过深入系统的探讨,且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主导多元 综合创新》中,曾高度肯定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由一元走向多元的发展态势,并明确指出:“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基础上的不同形态的文艺学。”显然,这样一种与原来“定于一尊”的封闭思维模式大相径庭的对多元的“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的”肯定,本身就是极具思想解放意义的,也是颇具胆识的。他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等文章中,曾一再强调,不同理论学派之间要实行自由平等的对话,“要充分尊重对方存在的价值,尽管对方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片面性,但对他们在不同领域的贡献和创造,要充分地予以重视,尽最大可能吸取其合理的、有用的成份。”在这些见解中,亦可进一步看出李老师理论视野的开放性。

与开放的理论视野相关,李老师有着宽容的学术襟怀。正是在宽容方面,有一件事,是令我特别感动、念念难忘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场所谓“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我曾因在当时的《柳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肯定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文章,被认定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列为了山东省的重点批判对象,有关方面责令我写出检查。未经政治风雨的我,正在由于为教研室惹了祸,自己也面临可能的危险而惶恐不安时,刚从南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来的李老师,得知此事后找我谈话说:“这种搞法,不是又回到‘文革’了,那谁还敢做学问?”并要我不必理会,也不必写什么检查,并出面找有关方面辩争。李老师的态度,不仅在心理上宽慰了我,也支撑我度过了那段不无惊恐的时光。现在看来,我那篇文章,被说成政治问题自然是无中生有,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有的观点毕竟还是犯忌的,且在发表时,也没有征求过李老师的意见,但李老师不仅没有介意,更没有在形势的压力面前责难学生,反而冒着政治风险,给予了鼓励与支持。我想,我们山东师大的文艺学学科,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难得的有利于较快发展的宽松和谐,相互支持的学术氛围,与长期作为学科带头人的李老师的这样一种学术襟怀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据我所知,在全国学术界,有许多年轻学者,与李老师的关系亦殊为密切,恐也是与其宽容的襟怀,以及能够与之相通的开放的学术视野有关的。

  

                           2014年3月12日于山东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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