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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执着于道说神圣------浅议张炜的文艺观  

2014-12-13 20:20:41|  分类: 文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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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炜的散文、随笔、创作谈,以及一些讲演中,常见他在发表这样的看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还会是一个土地崇拜者”,“小说家只是土地上长出的众多器官之一” (《时代:阅读与仿制》;“文学就是信仰” ,“文学帮助人民寻找信仰”(《仍然生长的树》);“爱文学就是爱仁慈”(《午夜来獾》);“写作不必考虑读者” (《我跋涉的莽野》)等等。陡然看来,这类看法,有点即兴,有点随意,有的甚或给人有点儿奇谈怪论的感觉,但结合其相关论述、创作历程与相关作品,我们会理解到,这其中,是隐含着张炜关于文艺功能、作品境界、以及作家、艺术家应有怎样的文学追求等很严肃、很深刻,而又不无孤独与痛苦的独特思考的;也会进一步清楚,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张炜,何以是张炜。

张炜所说的崇拜土地,也就是崇拜自然。他所说的小说家是土地的器官,亦是在进一步强调文学与自然之间的本原性关联。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张炜可谓是最敏感于自然危机,最富于关爱自然的情怀者。早在1984年,当中国文学界在继“伤痕文学”之后,又汹涌起仍是注重于政治功利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浪潮时,当理论界还在争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是非,以及“社会主义的文艺性质与方向”之类问题时,走上文坛之初的张炜,就以超逸的文学视野,痛切地感到了人们对于自然、对于土地变化的麻木,认为这是我们艺术衰落、让人失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年4月份,他在威海文学讲习所的一次发言中,就发出了如下的呼吁:“作为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无论具有怎样的倾向和色彩,他的趣味又如何,都应该深深地热爱自然,感受自然,敏悟而多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才可能是一个为艺术而献身的人。”“无论如何,你应该是一个大自然的歌者。”(《你的树》)

由西方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牧歌集》,到中国远较西方更为发达的山水诗、田园诗可知,在中外文学史上,崇拜土地、歌颂自然之类的情怀并不少见,但张炜的主张,自与前人不同,即既非仅是迷恋于纯净质朴的自然之美,也不是如陶渊明那样,主要是出之于鄙弃权贵,自示清高之心态。他的着眼点是:如何通过敬畏自然的文学情怀,抵御在加速经济发展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与自然危机相伴而生的人性贪婪与精神堕落。在1992年发表的那篇近乎是其文学宣言的名为《融入野地》的散文中,一开篇,他就这样表达了对以城市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的抵抗意欲:“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他甚至这样不无偏激地宣称:“多少人歌颂物欲,说它创造了世界。是的,它创造了一个邪恶的世界;它也毁灭了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宁静的世界。”他也深切地感到了作为一介文人,为抵抗“肆意修饰”而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的无奈与痛苦:“市声如潮,淹没了一切,我想浮出来看一眼原野、山峦,看一眼丛林、青纱帐。我寻找了,看到了,挽回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默想。” “我拒绝这种无根无定的生活,我想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这永远只能停留在愿望里。寻找一个去处成了大问题,安慰自己这颗成年人的心也成了大问题。”张炜之所以会成为卓具艺术个性的作家张炜,又正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位作家的价值,原本就不在于找到什么,而这“寻找”本身就是意义,就能彰显人类“灵性”的不屈,就有阻遏精神堕落之价值,故而尽管“野地到底是什么?它在何方?野地是否也包括了我浑然苍茫的感觉世界?”尚令人困惑,但他还是决绝地表示:“我无法停止寻求” “哪怕是仅仅获取一个接近的权力”。

就其主导倾向来看,张炜40年来的创作历程,就是这样一个抵抗“肆意修饰”,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的过程;其作品独特而又重要的精神含量,亦正在于这执着的抵抗与寻找意识。

他早期创作的一批中短篇小说,就是缘此而在当时的文坛上别具风姿,具有了独特艺术生命力的。他在短篇小说《钻玉米地》中所描写的那片令全村男女老少着迷,里边藏了许多宝物,有村里小伙居然从中找到了媳妇的的玉米地;在《怀念黑潭中的黑鱼》中描述的那个渴望与人类和平相处的鱼族世界,在《美妙雨夜》中描写的那个少男少女迷恋而不舍的雨夜;在中篇小说《童眸》中描写的那片阳光一道一道交织在草地,到处是古怪的、笑吟吟的树木和花草,鸟儿纷飞,蝈蝈欢叫的神秘海滩等等,无一不浸透着作者敬畏自然,钟情于土地的目光。这些写于20多年前,甚至是30多年前的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近乎童话,又不无神圣意味的纯净世界,会愈令已对生态破坏之苦有了更多感触的当今读者所神往。

问世于1992年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当是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张炜抵抗与寻找意识的一部力作。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透过一个工业矿区与一个村落之间的矛盾冲突,寓言化地表现了现代物质文明对自然生态的无情挤压与败坏。在那个由流浪者聚居而成,在一片到处疯长着茅草葛藤,青生生的浆果气味刺鼻,兔子、草獾、刺猬、鼹鼠等野物奔来奔去的生机勃勃的野地上建成的海滨小村里,人们的生活虽然贫苦,虽亦时见人性的愚昧与丑陋,怪戾与蛮横,但却不乏令人迷醉的快乐与安逸: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年轻的男男女女们,会夜夜跑上街头,窜到野地里打架,在土末里滚动,钻到庄稼深处唱歌;秋野上,会时常升起一股股蓝蓝的炊烟;狗和孩子们会欢叫着迎接于暮色中收工归来的家人;人们会自得于秋天的土地带来的地瓜、花生、玉米之类能够果腹的食物,而没有太多的焦虑与算计,即如生老病死,也都顺其自然。不幸的是,矿区的入侵,为小村带来了厄运:不仅开矿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小村的平静,村里的年轻人亦为外在诱惑而出走,致使村子里失去了原有的欢声与笑语,更为可怕的是,地下的煤矿开采,掏空了小村的根基,终于导致了这个世外桃源般的乡村世界的轰然陷落,人们不得不再次流浪,去寻找新的家园。这样一部小说,决非可以表面化地理解为一曲农业文明的挽歌,更非有批评者所认为的体现了张炜“反现代性”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而其深层意蕴正在于: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呼唤,对人与大地应有亲情之留恋,对片面追求物质的现代文明之批判,对人类生存根基与精神家园之寻找。在2010年出版的《荒原纪事》中,张炜进一步延续并强化了这样的抵抗与寻找意绪。与《九月寓言》不同的是,在《荒原纪事》中,“土地”不再甘于无奈的沉沦,而是愤起抗争了,再也无法忍受工业污水和废气之害的村民,与矿区和周围的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暴力抗争。但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强盛时代浪潮中,村民的失败又自是注定了的,斗争的组织者遭到了无情的报复。作品正是通过“土地”抗争失败的惨剧,更为惊心动魄地展示了现代工业文明野蛮与残酷的一面,以及人性为物欲征服之后的可怕.。

张炜所说的“文学就是信仰”,“文学帮助人民寻找信仰”,自然亦是就他所注重的抵抗贪婪与物欲之类圣洁追求而言的,意指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应强化如同神圣信仰般的追求精神家园的意蕴,以影响人类能够把握更有意义的人生方向。而这样的文学才是更为“仁慈”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爱文学”,自然也就是“爱仁慈”。用张炜自己的话说:“爱文学就是仁慈,就是把生命里面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拿出来,就是追求完美。这样对于世界、对于创造,都会加倍有力。哪一个地方热爱文学,哪一个地方的人生活得就有尊严;哪一个地方的人践踏文学和艺术,哪里的生活环境就会冷酷,就会不近情理、没有光彩、没有想象力。一个人不会用诗意的眼光去打量世界,当然也不会为这个世界去创造诗意。”(《午夜来獾》)

张炜还曾进一步强调,无论何时何地,大自然永远都是生命的基础,因此,对自然的爱,就是对生命的爱,就是更高意义的善,而这爱,这善,也正乃一切文学价值的根基。张炜正是据此,对目前盛行的“生态文学”、“环保文学”之类名目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在关心自然生态的文学旗号,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仍是未及信仰层次的功利性主张。其相关的文学追求中,虽亦包含着忧虑,但这忧虑,尚非出于对自然应有的敬畏、责任与爱,而不过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能向大自然持续索取所致。在他看来,人对大自然的欲望、依赖和敬畏,应是浑然天成的,是生命固有之本色,所有的文学写作,也都应建立在这样一种与生命凝为一体的自然生态背景之上,“文学离开了万千生命簇拥的自然和大地是不可思议的。”“它在许多时候是拒绝分析的。在文学中,这种生命情愫与本能无法量化、无法抽出。”(《午夜来獾》)正因如此,力图从文学肌体上抽离出什么“生态文学”、“环保文学”之类,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是不利于文学进步与价创造的。张炜这类相关的独到见解,对当今的文学发展与文学研究,亦是极富有启示意义的。

张炜自然清楚,在一个物欲追求 、消费主义日渐甚嚣尘上的时世,他所主张的抵抗与寻找,是不易为已习惯于“向钱看”的读者所接受的。但他当然更为清楚,一位真正有追求的作家、艺术家,“必定是一个‘自我中心论者。’”(《时代:阅读与仿制》)。如果一味奉迎时世,过分考虑读者,有时就只能做出妥协,那就必会导致自我的沦落了。这就是为什么张炜公然宣称“写作可以不考虑读者”的缘由。正是由此立场出发,张炜还进而批评了这样一种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即“常常把受到多数读者、特别是民间读者喜欢的,即‘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作家叫成 “人民作家’”。张炜认为这个说法是不严密甚至是不能成立的。“真正的人民作家是代表人民、牺牲自己的。人民作家与那些一心要娱乐人民的作家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仅仅是让自己变得‘喜闻乐见’,那就太廉价了。” (《仍然生长的树》)

张炜或许未曾料到的是,他的主张与追求,居然也遭到了一些高端人士的误解与专业读者的批评。1991年7月,《当代》杂志主编秦预兆阳先生曾这样签署了关于《九月寓言》的终审意见:“不能发表,发表出去很荒唐。”(何启治《道是无晴却有晴》)小说问世之后,亦遭到了来自批评界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乌托邦、站在落后的农业文化立场上的文化保守主义之类的质疑与非议。值得敬重的是,张炜依然固我,多年来,仍在顽强地抵抗着,不懈地寻找着。

就物质文明与科技文明的发展而言,张炜的抵抗与寻找是有落后与保守之嫌的,但作家、艺术家,不是经济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崇尚完美,守护仁慈,向往圣洁,才是其独立价值之所在。尤其是对于一位有抱负、有追求的作家、艺术家来说,要有高超的宇宙情怀与神圣向往。这也就是张炜亦曾论述过的,作家要自觉追求“大个性”,要有“大关怀”,要有关怀的力度、强度与深度,而不应只是满足于有一点灵性、聪明、爱狂欢、会顽皮之类的“小个性”。2010年,在香港浸会大学的一次演讲,张炜表达过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残缺的、不完善的、相当低级的文明。”(《小说与动物》)正是由此类判断中,我们可进一步体悟到,张炜所主张的“抵抗”,针对的显然不只是“肆意修饰”“土地”的现代工业文明之类,其“寻找”亦非仅是缘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而带来的迷茫,亦是基于对“残缺、不完善、低级的”的整体性的人类文明的忧思。这无疑便是一种更为博大的文学视野,又正是这样的视野,决定了张炜作品内在意蕴的厚重及精神高度。

按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见解,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越来越强盛的技术已将人类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致使我们所在的地球已经进入了更为深重的世界黑夜时代,已经不再是人今天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面对危局,海德格尔宣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在思想与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之不出现作准备”。并期望诗人能“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我在《世界黑夜与文学之光》一文中,曾借用海德格尔的用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连诗人、作家都丧失了对神圣的追求,那么,人类坠入的将只能是无边的真正的黑夜了。诗人、作家,自然也有选择沉入暗冥,漠视贫困,乃至堕落的权利,但在历史上,在人类的心目中,永远铭记与感念的,毕竟是那些不甘沉沦的‘道说神圣’者。”由张炜的文艺观及、创作历程及作品可以看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坛上,张炜正是这样一位令人敬重的执着于“道说神圣”者。

 

 

          

                                 2014年12月9日

                               (为参加张炜创作历程40年座谈会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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