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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从历史深处走来------读何兆武先生口述的《上学记》  

2014-01-03 09:08:16|  分类: 书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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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写的《上学记》,是近几年中国读书界的热门读物之一,仅豆瓣读书网上发表的书评就有330多篇,可见已在读者中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本书,尽管存在着有关学者所批评的太重个人“主观印象与感受”,以及对冯友兰等人的看法有失公允之类的缺憾(李真《给大师泼脏水的口述臆想历史》),但我的阅读感受是:这本书好也就好在“主观印象与感受”,即与一般的回忆类著作不同,让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以及自己求学经历的陈述,更重要的是,一位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文化老人,对沧桑岁月与时代的个人观感,以及相关的体悟与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说,翻译过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思想录》的何兆武先生口述的这本《上学记》,也很像是一部中国学者的思想录。

何先生很善于挑开纷纭复杂的历史表象,让我们看到更深层的一些奥秘。比如他这样区分评价了中国现代史上曾经有过的两个政府:北洋政府学的是西方民主制,没什么意识形态,没什么统一信念,所以那些军阀也就只知道你争我夺。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自然不可能治理好国家,但倒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为伟大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自由环境,为北京大学的极一时之盛提供了宽松的时代氛围。国民党政府学的是苏联,搞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形成了一个“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国民党这意识形态,原本是不错的,可惜的是“就像我们文革的时候天天读《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那样,只是挂在口头上,并没落到实处,所以,国民党政府也就只剩下专制与独裁了,只能加速其腐败与垮台了。何先生缘此而感叹说:“一种意识形态究竟能否成功,并不在于它口头上所强调的,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无论理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没有意义。”(《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页。)何先生对两个民国政府的比较,对意识形态之类问题的感叹,是很有助于我们明白中国的事情的,也很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百年历史的曲折。

有一些让人颇感困惑的问题,何先生也会凭自己的“主观印象与感受”,以轻松随意的语调说得比较透彻,令人信服。比如究竟该如何看待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反对者常在宣称:民主制度也并不完善;沮丧者亦认为:真正的民主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何先生打了一个比喻反驳说:“理想好比人的健康,你要找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但“健康总比不健康好,90%的健康总比10%的健康好,大家还要尽量着这个方向努力,不能认为实现不了就把健康的目标取消了。”(211页)这理儿讲得就比较实在,也容易叫人听懂。

另如:在我们的舆论中,“特色”与“普世价值”,一直弄得有点敌对。至今,在有些人心目中,谁要是推崇“普世价值”,似乎就意味着谁在反对“特色”,就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对此,何先生的看法是:每个人、每个集团、每个民族,肯定都不一样,都会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色”,但在这之上,毕竟还会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尺度,这应是第一位的,个性与特色是第二位的。“比如自由、平等,应该对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适用,不能说中国就是男女不平等,妇女就得把脚给缠残废了。你可以说缠足曾经是我们的特色,但这种特色要不要保留?”(209页)与那些看起来振振有词,气势凶猛的反“普世价值”言论相比,何先生娓娓道来的这样一种“特色”与“普世价值”观,大概才更容易为人接受。

曾在西南联大度过了长达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的何先生,在回忆他心目中这段“最美好的岁月”时,也没怎么讲自己如何如何,更多谈论的也还是他的观感与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联大的学生们“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96页);第二,“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没有任何教育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来(120页);第三,联大不怎么强调硬性的科研指标,更看重的是教师的真学问,故而一些名气很大,被公认为有学问的教授,如沈有鼎、张奚若、冯文潜等先生,都不怎么写文章;第四,图书馆类乎书店,不用办什么手续,可以随时进去自由翻阅;第五,学籍管理及考试方式灵活,学生学分够了可以随便转系,某门功课不及格,可以找任课老师商量,通过一定方式单独补考过关。与当今的中国大学相比,这当年的西南联大,也实在是太“另类”了。但又正因其这似乎不成体统,太自由、太随意的“另类”,才使得战乱中的西南联大,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人才。其中的内在奥妙,正如何先生所总结的:“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97-98页) 这样的观感,这样的体悟,尤其是作者对“第一生产力”的新解,相信不只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一个民族的振兴,亦都应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于一些重大的人生、哲学、政治问题,何先生亦结合自己的经历与见闻,时有独到的感悟与思考。他从自己及一些亲友、同学的人生际遇中得出了如下看法:一个人要在某一方面有所作为,“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47页)如在过去,作者这样强调“天赋”与“环境”,是极易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的,但应当说,这看法才更为实事求是,也更合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思想原则。他曾结合自己与父亲坐船5天由岳阳到长沙而坐火车只需两个小时)的经历,谈及人类的幸福并不全然决定于物质方面的进步。他曾基于自己对事物的体察与相关学识,认为科学实际上也离不开主观性,“唯物”与“唯心”的分野值得怀疑。他还结合自己对当时的世界局势的了解,指出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代表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应该是在工人阶级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最流行,共产党也应该在这种国家最有力量,可是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最薄弱的地方反而是英美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那里共产党的力量也最小。”“相反,越是在落后的非工业化地区,或者说,在工人阶级最少、资本主义成份最少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反而流行。”(144页)作者的这些体悟与思考,也有助于活跃我们的思想,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能够使我们以怀疑的目光,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面对许多已被视为正确的定论,面对一些所谓的“真理”。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一本好书,不应只是给人知识,更要给人心智的启迪与灵魂的触动。何兆武先生口述的这部《上学记》,之所以广为读者看重,想来其要因正是在于:在轻松自在的语调中隐含着历史的沉重,在旁涉他迁中鸣响着时代的弦外之音,在追怀往昔中闪耀着人生的电光石火。

 

                                                                               2013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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