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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故国人民何所思?------读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  

2013-12-01 15:45:44|  分类: 书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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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陈徒手继颇有影响的《人有病,天知否》之后,依据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及相关材料,撰写的第二部揭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生存处境与心灵历程的著作。前者写的是沈从文 、老舍、丁玲 、赵树理等一批著名作家,这本书写的是俞平伯、马寅初、陈垣、冯友兰等 11位著名学者。

这些学者,原本是不怎么关心政治或有意疏离于政治的,但过于敏感的新时代的政治家们,还是怀疑甚至判定他们心存异心,认为必须对其从灵魂深处予以改造,使其脱胎换骨,彻底归顺,才能保证伟大革命事业的成功。如1953年高校党委统战部制定的工作计划中,即有明确的一条:“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做一些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82页)正是在这样的时势下,许多学者,特别是那些有影响的学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不为自知的情况下,已被暗中监控。如早在1953年,俞平伯尚未遭到公开批判时,文学所党总支就以贬抑的笔调这样向上汇报过他在一次会议发言之后的表现:“俞很得意,名利双收,到处演讲,到处写文章。”(17页)可怕的是,在这类秘密上报的材料中,常常可见一些当属私人场合的言论,如向达曾非常不满地对翦伯赞说:“现在年轻人自己搞不出东西倒来批评别人。”(19页)马寅初说:“共产党是行的,但是党这么大,党员也不可能都一样”。(38页)这些当事人也许终生都没有意识到,当初自以为可以说知己话的人,会是随时在为表示对革命的忠诚而不惜出卖朋友者,或原本就是别有使命者。由此亦可以想到,当时监控系统是多么严密。

       这些被监控的学者,有的虽被安排了很高的职务,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体现了团结知识分子的一种姿态,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得到了信任。如身为北师大校长的陈垣,并没什么实权,掌管的只是一个空洞化动作的校长办公室,学校的一些重要会议,也往往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位陈校长明白自己不过是个“牌位”,对学校工作干脆也就不问不闻,一切任凭身为党委书记的副校长处理。他曾在会议上公开表示:“解放前提教授治校,现在体会到应当明确提出‘以党治校’。”(64)他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我一切依靠党了。”(67页)联系到陈垣的处境,从这些话中,会听出言不由衷的别一番意味。北大校长马寅初,同样是有名无实,连系主任任命之类本属校长权限之内的事,他往往也一无所知。他想在学报上发表文章,亦曾为党委书记认为有问题而不允,可见这位北大校长地位的尴尬。

这样一些不被信任的学者,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也就必然会成为首先被整肃的目标,而使其在痛苦的煎熬中颜面扫地。如遭到批判的俞平伯,最初的反应是:“他们原来要搞我,搞吧。我不写文章总行吧。”并在批判会上辩称“胡适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20页)。后来,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的一套不行了,立场观点是错误的,非学马列主义不可。冯友兰也曾一度坚持认为自己的新理学中有合理的内核,客观唯心主义并非全盘错误,后来也还是不得不“英勇地就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与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相同的错误观点作了自我批评”(84页);原来坚定维护黑格尔的贺麟,经过多次被批判,也终于表示“原来对黑格尔哲学只能‘评价’,现在是可以‘批判’了。”(136页)

由这本书可知,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中,遭到批判的不只俞平伯、冯友兰这类旧知识分子,连冯定这样的“红色哲学家”也被推到了对立面;不只是人文学者,连傅鹰、蔡旭这样一些自然科学家也在劫难逃。曾任新四军宣教部科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一分院副 院长的冯定,本是高层出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占领北大哲学阵地之用意,被派往北大任教并兼任了学校党委副书记的。但到任不久,即被 人揭发著作中存在着反马克思主义的致命问题,到“文革”前夕,已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了。北大著名教授、有成就的化学家傅鹰,只因曾留学美国,被认为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加之因性格直率有过向党猖狂进攻的“党团员像特务”之类反动言论,而遭到了全系师生的围剿。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著名小麦专家蔡旭,只因被视为“思想落后”,要杀一杀他的学术威风,亦累遭批判。由冯定、傅鹰、蔡旭这样的“红色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的遭遇可知,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一度基本上成了整体性的警戒与防御对象。由本书所透露的一些档案信息可知,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除了高层过于敏感的阶级斗争意识之外,相关单位中那些出于群体性的政治利益,而借机扩大事态,力压学术群体的政工干员,亦有推波助澜之类的责任。

就政工组织上报的一些可以体现他们政绩的材料来看,当时的那些思想改造运动,似乎是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的。如俞平伯、冯友兰这样的学术大腕,终于承认错误了;陈垣这样一位曾经出任过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次长、旧中国的辅仁大学校长的前朝遗老,于79岁高龄时,竟被改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拒不相信小麦能亩产数千斤、乃至上万斤的农学教授蔡旭,也曾宣称要力争8100斤的高产了。但实际上,对于这样的改造效果,连当时的政工官员们自己,也并不真正相信的,故而在一些上报材料或讲话中,又常见如下自相矛盾的结论:“要求俞先生把他那一套彻底改造过来是不可能的……愿意学政治理论是好事,至于能接受多少很难讲。”(27页)“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绝不要看见他们一时的进步表现,就放松同他们之间的斗争,过去几年学校党委因此吃过大亏。”(93页)

事实上,这些批判改造,不仅未能如主事者们所希望的那样促进国家的文化进步,而是导致了人人自危,相互提防的险恶学术生态。许多专家教授,对青年一代敬而远之了,对学生不敢教,不敢管,不敢有要求了;在思考学术问题时,战战兢兢了。如“北大教授吴组缃、浦江清彷徨几分钟才上课,高明凯上课前发呆。”(178页)汤用彤这样的著名学者,曾在一次会议上小心翼翼地谈及:“宗教里面有唯物主义因素,但想到它是宗教,就不敢提出来。现在苏联提出了,我才敢说。”(116)

时至21世纪初,钱学森仍在纠结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陈徒手的这部著作,无疑有助于我们深思“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诸如俞平伯、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傅鹰、蔡旭这样一些著名学者,原本是应有更高成就的,但在他们后半生的人生历程中,除了因遭到批判而扩大了社会知名度之外,留给后人的更多是无奈与尴尬、苍凉与叹息。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生态,就是这样,使原有的杰出学术人才,都不能正常地“学术”了,又如何有可能培养出新的杰出人才?

陈徒手意味深长地借用了毛泽东在“文革”之初写下的一首七律诗《有所思》中的句子“故国人民有所思”作了这本书的书名。在那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领袖正在向往一场革命暴风雨的躁动情怀。忧国忧民的领袖如果地下有知,不知会不会想到今天的“故国人民何所思?”不知会不会想到故国人民所思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的历史何以会如此”?

历史问题自然是难以说清楚的,历史往往有其自身的执拗之处,故而对于“我们的历史何以会如此”之类问题,常闻听起来比较雄辩的一种回答:“为了什么而不得不如此”。然而,当我们意识到这“如此”所造成的深重的灾难性后果时,又不能不对这所为的“什么”本身产生怀疑。此外,对于那些出于个人的或团体的私欲动机,乘机搬弄是非,扩大事态,加剧了历史灾难者,就不是什么怀疑不怀疑的问题了,而实在当是罪不可恕了。

                       

201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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