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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出山还比在山清 ------读《蒋廷黻回忆录》  

2013-11-18 11:51:42|  分类: 书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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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之类的著作,因为往往具有为个人树碑立传性,也就难免会有文过饰非,以及立场观点等方面的偏颇,但透过见证人的眼光,还是会有助于我们窥知历史帷幕背后的一些秘密,丰富我们对历史之鲜活性与复杂性的认知。蒋廷黻的这部回忆录,就很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楚地了解“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段的一些人物与事件。

日本人入侵,这无疑是中华民国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我们熟知的历史知识是:由于蒋介石的卖国投降主义,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国土沦陷与民族灾难。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些背景资料:“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爱国热情激涨,“主战”浪潮汹涌,而时为清华大学系教授的蒋廷黻,基于对当时日本政府心态的了解,对中日双方实力的比较,对国际局势的研判,认为“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委曲求全,阻止战争的全面爆发,才是更有利于国家的选择。他的“主和”之见,深得他的朋友胡适、丁文江等一些著名学者的赞同。他们曾冒着为舆论难容的风险,不断将其主张发表于他们共同创办的《独立评论》及其他报刊上。

也许是因其历史学家的身份,蒋廷黻的文章,引起了蒋介石的特别关注。1933年夏天,这位国民政府的最高长官亲自约见了他,并很快委他以重任,亲自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在回忆录中,曾这样透露了他进入权力中枢之后知悉的当时国民政府中的“人才内阁”对抗战的态度:由于国力难支,不可轻言战争,必须要光荣的和平。但“委员长和其他一些出席人”,也曾同时明确表示“和平要有一定限度。一旦需要,行政院必须领导全国军民作重大牺牲。”(189页)蒋廷黻认为,“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之后,坚持的正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决一死战的立场。他特别举出一个不太为人提及的事件,以说明蒋介石的刚烈与决绝:1938年秋,蒋介石坚决拒绝了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希望和平的要求,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宣称:日本欲想休战,必须退出整个中国(230页)。对于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作用,蒋廷黻还以知情人的口吻,发出了如下慨叹:“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一柱擎天的力量。”(231页)

从蒋廷黻的讲述中,我们获知的与原有知识相悖的更具原生态的历史信息是:抗战之前,国民政府的隐忍退让,不只是取决于蒋介石的个人意愿,也是不少有头脑的知识分子的理性主张。由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之后的表现可见,这位民国领袖的骨子里也并不是民间所认为的怯懦可欺。如果联系到当时的特定背景,会意识到,他之所以采取过“不抵抗”策略,也实在是有其内心的无奈与苦衷。如果全然不顾当时的严峻现实,而只将其简单化地视之为“卖国投降”, 或完全归之于政府的腐败无能,恐亦有失历史之公允。

蒋介石究竟是何等人物?蒋廷黻与之多次面晤时留下的印象是:“蒋的朴实生活令我感动。他在牯岭住的是一栋朴素无华的房子,门牌正好是十三号。尽管他的许多外国朋友劝他换个号码,但他一直都不相信那种洋迷信。”“他的态度极为得体,使我既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有坚强的意志,对于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他的秘书拿着纸笔,显然的他是准备记录我们谈话的内容。”“他全神贯注的听我讲,一直没有打断我的话头;也没有用微笑或是皱眉来表示好恶。”(158—159页)生活朴素、言语得体、尊重别人、有坚强的意志,这些特征,与我们对蒋介石原有的印象,也有很大反差。作为当时的国家最高领袖,能够平易地约见一位大学教授,悉心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仅就这一点而言,就令我们不无惊异。身居高位而“礼贤下士”,这原本没什么值得特别推崇之处,但发生在蒋介石身上,还是会给我们以不小的触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头脑中比较根深蒂固的那个“独夫民贼”形象。

在这部回忆录中,蒋廷黻对汪精卫亦有更为切近历史真相的描述与分析。在与汪精卫有过直接交往的蒋廷黻看来,在抗战问题上,汪精卫虽与他有着共同的“主和”立场,但用心则是大不相同的,汪不过是在用战和问题作为手段,与蒋介石争权。故而这位“主和”者,在任行政院长之前,也曾一反常态,指使其手下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蒋廷黻认为,汪这样一种“用和战问题当作手段”争权的行径,是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真诚,“是绝对不可饶恕的。”(160页)

作者还这样忆及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位著名人物鲁迅:1925年暑季,他曾与鲁迅一道应邀往西北大学夏令营演讲,“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据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讲的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119页)蒋廷黻在这番描述中,虽多少流露出对鲁迅的不屑,但也还是有助于我们了解是“人”而不只是“伟人“、更不是“神“的鲁迅。

由这部回忆录可知,早岁留美,与胡适同出杜威门下,回国后,曾历任过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蒋廷黻,原本是无意于仕途的,但亦不乏传统文人匡扶社稷的政治抱负。为此,他主张知识分子既要坚守独立人格,又不应为了爱惜羽毛而鄙视政治。他甚至曾用“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这样 的偏激之语表达过对此类知识分子的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政治只是一种工作,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态,当蒋介石当面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处长时,他既未“受宠若惊”,亦未坚拒不从。从政之后,亦如他自己所说的:排除一切应酬,力避结党营私,“惟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193页)他虽然深得蒋介石的器重,但也许正是出之于要“力避结党营私”,要与教书一样“清高”的人格坚守,他至死都没有加入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出于对国民政府人浮于事,缓慢无效,“中政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议事徒具形式之类弊端的不满,他曾径直向蒋介石提出了改革中央政府的意见;他虽然身处国家权力中心,活动在最高领袖的左右,但在回忆录中敢于这样向世人坦言:“从我担任公职开始,就没有引用过私人。亲戚们均深悉此情,没有任何亲戚凭借我的力量获得官职。”(192—193页)至今,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中,除了个人婚变多少影响了他的形象之外,的确难以见到对这位国府要员“官格”方面的非议。诚如在他从政之后,胡适曾借丁文江的一首诗期许于他的:“出山还比在山清”。

这样一位由大学教授而至政府高官的蒋廷黻,是为许多人赞许为为民国时代文人从政之楷模的。正是在这样一位楷模身上,我们或许还可进而领略到近些年来为人们所谈论所向往的“民国范儿”。

 

 

20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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