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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文艺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2012-05-19 21:52:47|  分类: 文艺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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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近几年来,我国文艺理论圈子里的许多人,已经深深地感到了一种无话可说的悲哀。许多本来血气十足,动辄慷慨激昂的理论家们沉默了,整个理论界呈现出令人难耐的寂寞。有人恋旧,慨叹十年繁荣岁月的转瞬即逝;有人溯因,将其归咎于经济大潮的冲击。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论界,确曾兴奋过,激动过,曾一度令人沉醉于繁荣的文学理论春天的到来。但很明显,这种繁荣本来就是缺乏根基的。这种繁荣不过表现在:一是随着思想解放,人们可以比较自由,甚至激烈地讨论一些文艺理论问题了;二是随着国门洞开,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思潮纷至沓来,一齐涌入了因“文革”而荒芜久旱的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田园,把人们带进了一个视野开阔,新奇陌生,却又五光十色的文论天地。然而,一俟大潮涌过,蓦然回首,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在这片文艺理论的田园中,留下的只不过是水过地皮湿的短暂春意,并没有长出令人向往的漫漫青绿。

    那种一度叫人心跳眼热,对于外来文艺思潮的大面积的译介阐释工作,虽然十分必要,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但到底不是自己的创造,想想也真叫人心虚气短 ;其次,随着国内政治生活秩序的不断完善,和学术心态的日趋冷静正常,人们对那种企图仅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大胆触及某些敏感话题,或以故意的偏激立论,以期成为引人注目的“黑马”,而搅起一阵文坛波澜的现象,也早已失去了兴趣,而且似乎也越来越不大可能了;另外,对于那些常常不顾逻辑的同一律,只是徒添文坛的喧闹,并没有真正带来多少知识与文化增值的你争我吵,久而久之 ,连争论者们自己,也感到了无聊和乏味。

    那么,还有什么可说呢?我们究竟缘何陷入了如此的窘况呢?

    这与商品观念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当然有一定关系,但却不是关键所在。试想 ,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忙于引进,一直被我们看重,亦确实不乏创见的西方诸种文论思潮,大多不正是在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文化背景上产生的吗?上年来,西方早就处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氛围中,人们也明知搞文化学术很难成为百万富翁,但在他们那儿,文艺理论这个学科,不是仍然一直在波翻浪涌地发展吗?而这种商品意识,市场氛围,一到了中国,为什么立即就成了文化发展的抑制力量了呢?

    实际上,我国当前文艺理论的危机,并非始自近年以来的社会变革,早就隐含在文化运行的历史轨迹之中了,只不过在人们的理性意识真正觉醒的今天,显得异常刺眼罢了。回溯以往,至少自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是乏于理论创造的。多少年以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尽管出版了大量的丛书、专著,发表了难以计数的长长短短的论文,但实际上却找不出几个真正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更谈不上有影响的理论学派。我们公认的一些学术大家,或者可以堪称一流学者,但却很难算得上真正的理论家。如令人尊敬的朱光潜先生,其学术地位,恐怕主要还是建立在较早、较透彻地对西方美学与文论的译介方面,而不是理论创见;也有另外一些学者,看起来似乎富有理论贡献,却又总让人感到掩抑在他人的荫影中。如李泽厚先生,其主体论哲学与美学思想,在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但正如他自己所表明的,其理论根源,是直接缘自于康德。

    这样一种理论生机的窒息,当然是有深远而又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我们这里只想着重说明的是:这是由来已久的过分看重功利目的的实践理性思维,主导了历史文化运行机制的必然结果。

 

                            功利与自足            2

 

    从价值取向来看,作为准科学的文学艺术理论,与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它自然科学显然不同,后者主要体现为实用功利性,而前者则表现为两种价值取向:一是实用功利性,二是自足过程性。即一方面要探讨文艺创作的规律与尺度,用之于推动文学艺术的繁荣;同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创造,是一个民族文明和智慧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即通过文学艺术思维的精神活动过程,可以展现思维者卓然不群的个性生命,以及所属民族的崇高智慧。进而可以显示人类精神的伟大,以开拓人类的心灵空间,以培育整个人类的文化品性。

    从个人动机来看,人类的文化活动,常与其兴趣有关。而兴趣,便常常不是金钱或者别的什么经济规律能够支配的,常常不仅表现在对活动目的的向往与追求,更表现在过程中的生命呈现与陶醉。正如钓鱼者之乐,主要在于“钓”,而不在“鱼”,更不在于“鱼”之经济价值;愚公移山,令人感奋,但人们感兴趣的往往并不是“山”之是否能够移成,而是老愚公借“移山”过程而展现出来的昂然不屈的生命境界和人格精神。我想,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当然也包括其它诸多方面的文化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更应如此,既要顾及理论研究的真理性,理论成果的实用性,同时,也应重视作为生命呈现方式的过程本身。

    而正是从价值取向方面,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出,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一直潜在的深层危机。长期以来,在我国,我们总是过分看重文艺理论研究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特别强调文艺理论的阶级性、政治性,甚至政策性因素。随便翻翻五十年代的报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一些并非来自外行的明确主张:“应当把政策当作一种检验作品的尺度,看它是否已经全面的、明确地反映了某一政策?估计它发表之后,能不能加强了政策指导革命实践的作用?是否有和政策游离的毛病?然后根据政策去纠正它、补充它。”如果说,由于当时的特定背景,出于巩固新生政治制度的需要,这种主张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后来,当国际形势,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仍在固守着政治性的文艺理论视角,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了。且不说“文革”期间的“三突出”原则,即使在近些年来,在有关“人道主义”、歌颂与暴露、典型以及人物性格、生活题材等问题上,在一些理论家那儿,也总表现出一种只能这样写,或只该这样写,不应那样写、不该那样写的盛气凌人的态势。即使一些具体理论问题,如是否承认“形象思维”,是否赞同某种“创作方法”等等,也往往都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色彩,甚至成为判定一个人进步与反动,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据。这样以来,久而久之,既压抑了文艺理论界个人性的、超然的学术兴趣,使一些本来也许会有很大建树的文艺理论家,成为可怜的政治文化的祭品。同时,也助长了另外一些人不切实际的非学术的幻想,使他们往往自视甚高,常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常常在幻想着为所有的作家、诗人制定一套亘古不变的创作法则,为千姿百态的文艺作品确立一套裁判价值崐    高低的尺度;制定一套不容动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艺理论体系,以供作家、诗人们小心谨慎地遵从。显然,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文艺理论研究,不可能端正价值取向。本应伴随着人类文化生命、精神生命的丰富多彩的呈现过程,却只能被偏狭地视为一种目的明确的规范创制。所以,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政治环境的日趋宽松,随着社会对文艺理论实用性和功得性的淡漠,仍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但又清醒地意识到其局限的理论家们,当然便会感到手足无措了。

    此外,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即使至今,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界,传统思维定势的阴影仍在不时浮现。如我们不时在宣称:要设法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即力图将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领袖人物的文艺见解,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相关见解相融合,形成一套真理价值的学说。这样以来,凡与之相悖的,自然便会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本身无疑是伟大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艺现象的一种深刻独到的把握,是他们卓越的生命过程在人间留下的辉煌光彩,是他们在人类的精神活动领域开掘的河道之一。与之结合,来建立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当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但问题是,就算建立了,完善了,又怎么样呢?是不是作家们均可按这个体系的要求去从事创作,同时,再安排少数几个熟知体系的人,及时检查作家们是否背离了这个体系?那么,文艺理论界、文艺评论界的大多数人,是不是都可以关门歇业,或跑马跳槽干别的去呢?那么,文艺还怎么繁荣?

    与这样的价值取向大不相同,我们会看到,不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除了功利性目的之外,往往还呈现着一种光彩夺目的自炫色彩,即有许 多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们,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是否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而更多的是凭依个人的文化兴趣,通过文艺现象,在发表自己关于社会人生的认识、感受与体验。或将这种思考和探讨本身,就视为自己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致力于揭示什么规律,或制定什么规范,来指导作家、诗人的创作。其文艺思想,往往是后人分析研究的结果。如我国古代的老、庄,他们本来是在宣扬一种清静无为,逍遥出世的人生态度,但却恰是在这“无为”中,包含了真正“有为”的文艺学、美学思想。如陆机的<<文赋>>,钟荣的<<诗品>>,司空图的 <<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等,我们会感到它们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如   举世公认的西方美学大师康德,虽然他的<<判断力批判>>被视为高妙的文艺哲学,但他本人,却似乎并不怎么喜欢文学艺术,和作家、艺术家们也没有多少来往。就他的理论成果而言,他那个“物自体”,也实在令人难以捉摸;著作中那些自相矛盾的论断,也常令信奉者为之  尬。但他的:

 

                    现象界───>审美意象<───物自体

 

    这样一种世界构成的划分,以及由与之相应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构成的哲学体系,却令人着迷,令人叹服,令人得到一种丰富和开拓心灵世界的满足,令人感到人类的智慧是如此的辉煌灿烂 ,其精神能力是如此地壮阔崇高。同理,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那个有名的“绝对理念”,及其“绝对理念”的派生与衍化,简直是莫名其妙地“谈玄”;那个“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目的性理论成果,也叫人难置可否。但你不能不为他由“绝 对理念”开始,从无到有,层层展开,大圆圈套满了小圆圈,严谨而又清晰的精神历程所打动、所吸引,令人叹服其人类智慧的博大与精深。

     西方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引人注目的文艺理论思潮,也大多具有这种特点,诸如    “系统论”、“信息论”、“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等,其主要价值并不在于指导创作或评价作品的实用性、规范性,而是在于开创了一个个 闪射着人类智慧之光的精神空间,对人类把握世界、认识人生的思维方式,具有不可估量的启示意义。所以,当人们注重于前者,即主要当作工具或规范来使用时,常常会感到难尽人意,或耐不住使用频律的考验。如林兴宅用“系统论”写一篇“阿Q”性格系统分析尚可,若再用之于写其他人物,或有另外更多人也在这样用系统论来分析文学人物,便显得枯燥乏味了。

    正是与个人生命呈现的价值取向有关,西方文艺理论界充满着一种敢于标新立    异,勇于创造的勃勃生机。许多人以“宁愿试着说一句错话,也不重复别人说过的真理”的学术精神,不肯依傍古人,不肯依傍权威,自造新说,各抒己见。新潮迭出,流派丛生的西方现代文化格局正是这样形成的。而在我们这儿,大大小小的文艺理论家们,习惯于做学问的路子无非这么几条:或小心翼翼地注释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或处心积虑地为某个特定时期的有关文艺政策、为某位领导人的文艺主张寻找成立的根据;或在一些老话题中发掘新意,缺乏创造性的才智、胆略和气魄。由于路子狭窄,人们难免你拥我挤,磕磕碰碰。于是,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界,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颇为奇怪的现象:许多理论家,声称都是从同一部马列经典出发,但却派生出许多彼此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相互争论不休的理论派别。例如,关于美的本质问题,李泽厚先生以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一段话为根据,得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结论;朱光潜先生则依据<<手搞>>中的另一段话:“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为根据,坚信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周来祥先生别树一帜,认为“美是和谐”,也声称,这“并非无稽之谈,而是依据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搞>>提出来的”。且不说这些见解本身是否合于马克思的原意,是否真正揭示了美的本质,仅就这类思维方式本身来看,至少潜在着这样一个值得怀疑的思维前提: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已经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原理,后人的任务只在于发掘、张扬、图示而已。果真如此,美学之谜不就十分易解了吗?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界,我们还常常会看到另外一种现象:看起来,最繁荣,最热闹的时侯,也往往不过是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如曾经发生过的关于人物典型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而展开的论争等等。这种论争往往是互相批判多,理论建树少。其最后的结果,或为有关权威定于一尊,或者不了了之。

 

                                         3思维方式的变革

 

    尽管我们已经经过了长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就文艺理论领域的情况来看,思维方式的变革,无疑仍然是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我们过分看重的一直是本质论和因果论的思维方式,在分析问题,把握事物方面,这类思维方式当然是卓有成效的,但局限也是明显的。

    本质论体现为概括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其中往往潜在着以偏概全,一 统化、绝对化的弊端。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康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著作中指出,形而上学难以真正解决问题,是一个“不断冲突的战场”,并断言,作为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还没有出现。他自己的哲学研究工作,诸地理性的批判之类,也只不过是在为这种科学形而上学的出现开辟道路而已。那么,时至今日,历史又跨进了二百多年,康德期望的这种科学形而上学出现了吗?康德如果尚在人世,也许会益发感到悲哀,会益发为人类自身理性能力的低下而沮丧。因为至今,有大量数不清的“形而上”的问题,人们仍然难以得出一个满意的解。诸如“美是什么”、“文学是什么”、“小说是什么 ”,虽经了许许多多人的分析论证,但至今却仍然没有一个人们公认的结论。也许正因这种“形而上”把握世界方式的艰难,康德之后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们,或者干脆放弃了建立这种科学的努力,而踏上了另外一些莫测高深的险途;或者径直宣告了这种“形而上”思维方式的本原性失误。如英国现代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直截了当地指出,“形而上学”的命题,实际不是什么问题,而只是无谓的“言语”或“胡说”。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则更为激进地宣布:要“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既无法用逻辑,也无法用经验来证明,因而是“伪命题”。这种“伪命题”,只是表现了哲学上一种过分的进取心,这种进取心企图说出世界的本质,而这是徒劳无益的,  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而只能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另如兴盛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哲学,其理论核心也是:世界并不仅仅是由独立自在的客体构成的,事物的本质也不在于事物自身,而是在于各种事物之间的结构关系。上述诸种哲学见解中,一个共通的思路是:对把握客体世界的“本质论”“形而上学”方式的否定。

    传统的“因果论”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单向思维模式,也是我们头脑中的一种主导思维方式。在以往的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我们习惯使用的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而实际上,宇宙万物及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生活现象是非复杂的,常常是单向“因果”思维方式无法穷尽,或难以说清的。所以,瑞士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除“因果论”之外,人类还应该重视另外两种思维方式,这就是“目的论”与“同步论”。荣格认为,人的行为,不只与因果相关,还常常是由目的决定的,如梦就往往包含着对未来的憧憬。荣格还指出,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目的论”就远远超过“因果论”。因为依据“因果论”,致病原因自然是先在的,而先在的原因有时是难以改变的,故“因果论”常令病人绝望;而“目的论”则是指向未来的,未来的目的可以改变人的现在,而每个病人自然都有目的追求的主动性,故将“目的论”用之于医疗,可以给病人以信心和希望,有助于医学事业的发展。显然,荣格这儿所说的“目的论”思维,与以上我们所说的狭隘的“功利性目的”思维不同,这是一种不拘泥于现实,而富于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才更有可能展现思维者的生命过程价值。荣格还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两件事情之间,本无因果相联,也与目的无关,但却同时发生了。荣格通过有关实证材料证明,这决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表明,宇宙中,的确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秩序,事物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同步”关系。

    西方现代哲学中,对于“本质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彻底否定,也许不无另一种偏颇。荣格也没有进一步具体讲清“目的论”与“同步论”思维方式的特征及活动规律,但他们却揭示了人类掌握世界,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的复杂性。他们对传统思维方式弊端的深切感受和揭示,无疑是发人深思的。而且,就我们的文艺学、美学研究现状而言,诸如理论视角的狭窄单调,思维轨迹的整齐划一,论证分析的偏颇武断,便不能不说与“本质论”的“形而上学”,以及单向度“因果”思维方式本身的局限有关。目前,从我国整个文艺理论园地的冷落局面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感到,许多人也已真切地意识到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不满和厌倦。

 

                                       4执着于生命过程

 

    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超尘脱俗,淡乎功利,缘于兴趣,率性而为之的产物。同样,优秀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也多是出自那些不为其它非学术目的所诱,富有殉道精神,耐得住寂寞,忠诚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者之手。康德似乎并没有过“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对现实问题,采取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超然态度;不论外部的世界多么精彩,不论远处的山水多么诱人,也都无法引他离开自己的书斋 ;甚至女人,也远不如“物自体”、“现象界”对他更具吸引力。正是这样,在康德这儿,对哲学问题、美学问题的思考,才真正成了他生命的第一需要,成了他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也许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世界第一流哲学家、美学家的康德。被誉为我国当代“文化昆仑”的著名大学者钱钟书,其包含着博大精深的文艺学、美学思想的<<谈艺录>>与<<管锥编>>,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学术兴趣和生命存在的产崐    物。与钱先生深居简出,淡乎世情的人格相谐,在他的著述中,也似乎并没有力图解决什么问题,制定什么艺术规范的动机,而仿佛只是凭着兴趣,在古今中外人类的文学艺术宝库中随意浏览,不经意地披沙拣金,然后加以撮录、归并、整理的结果。

    时下,我们的文艺理论界,缺少有着这样第一流成就的学者。但我们缺少的,不也同样是象康德、钱钟书这样甘于寂寞,孜孜以求,能将生命化为学术兴趣,执着于生命过程的展现,名符其实的“真学者”和“理论家吗?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也许正是在这样一种超尘脱俗,疏远功利的恬淡心境中,在自我生命价值的呈现过程中,更有可能为人类的文化库存增添意想不到的财富。而那种仅仅拘泥于结果的目的性思维,往往会束缚人的视野,会窒息文艺理论研究的生命活力。也许正是缘于这种目的性思维,面对古今中外已有的正确成果越多,人们越会感到真理几近穷尽,越会感到无话可说的窘迫与苦闷 ,悲哀与失意。

    由此看来,目前,我们文艺理论界的冷落与沉寂,也许不是坏事,也许正标志着我国文艺理论研究者自我理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和理论研究视野的日趋成熟;也许正孕育着一个真正兴盛时期的到来。事实上,我们已有不少见识超群,思想敏锐的文艺理论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正在调整思路,正在由单一狭窄的目的功利性价值,转向对过程价值的追求,或有意识地兼及到了过程价值。正在不顾及别人怎么说,在自己感兴趣的精神天地里默默耕耘。可以予料,随着这种富有战略意义的思路调整,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高兴地看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真正复苏。

                                          (发《文史哲》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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