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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学术体制与学者素质  

2012-05-19 22:26:16|  分类: 文艺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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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意识形态之间,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密切关联,在我国,文艺学曾长期被视为特别重要的基础理论学科。但近年来,其边界问题、自性问题、合法性问题,已不断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了。人们的质疑大致有两个理由:一是学科称谓与界定混乱,二是随着电视、网络等文化门类的发展,传统的文艺学学科的研究领域已过于狭窄,学者们已难以有所作为,其研究也只能日渐走向冷寂了。我认为,这类理由,与文艺学学科本身的边界问题、自性问题、合法性问题并没什么直接关联,因而仅是这类问题的探讨与争论也就没多少实际意义。

一门学科的确立,通常需要这样几个条件:一是明确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二是由概念、原理、命题等构成的知识系统;三是研究的必要性。据此来看文艺学,其研究对象应当是明确的,这就是人类的文学创作、文学发展、文学批评等方面的特点与规律,以及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等等;其由相关概念、原理、命题构成的丰富的知识系统早已形成;其研究的必要性也是无须多言的,不论其它文化形态如何发达,至今,文学艺术毕竟仍是人类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之一。因此,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边界是清楚的,自性与合法性应当是充分的。

如果仅从名目来看,在我国,作为一个学科的“文艺学”称谓,的确有点不伦不类。第一, “文艺学”,本身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文学与艺术”之学,一是关于艺术一个门类的“文学”之学(即文学学)。这两种不同的所指,是易致学科边界之混乱的。而且,在我们现有的文艺学学科中,主要是关于文学的研究,很少涉及其它艺术门类,这也极易叫人感到“文艺学”学科的名不副实。但在目前中国高校的学科体系中,文艺学是被列在“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这自然也就意味着“文艺学”指的“文学学”,是关于“文学”的“艺术”之学了,照此来看,其学科称谓好像也就没什么不妥了。第二,在许多权威性的文学理论教材及论著中,往往仍在延袭前苏联人的学科格局,认为文艺学包括三个分支学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发展史。因我国目前已另有侧重于“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如此界定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也显然是不妥的。但这似也算不上什么问题,在关于“文艺学”的界定中,加以字面的修定即可解决了。

至于中国目前的文艺学研究状况,倒是需要深入反思的。在我国,投身文艺学研究的学者数量,大概应是世界之最;每年出版的论著,发表的论文,也多得难以计数。但除了表面的热闹与喧嚣之外,却实在谈不上多少有创见的文艺学思想,更找不出多少真正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实际上,在我国,这种情况又岂止文艺学?诸如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同属文学二级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恐也很难说取得了多少了不起的成就,但好像还没有人为此而质疑这些学科的边界问题、自性问题、合法性问题。那么,文艺学研究的困境,怎么就独与学科边界、自性、合法性问题有关了呢?在我看来,这样的思维指向不仅缺乏实际意义,而且,因为回避了对另外一些深层问题的关注,是不利于文艺学进一步发展的。这类深层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重视:一是相关的学术管理体制,二是研究者本身的素质。

在学术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重管控而不重创造。任何学科的生命,都在于自由创造。而在我国,文艺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研究的自由度虽已大为改观,但这自由度还是有限的。相关的主管部门,首先重视的仍是多方面的控制而非思想文化的创造。例如,至今,我们的出版社、学术刊物,仍是国家严控的垄断资源,在著作出版、论文发表时,学者们还要面对诸多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门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禁忌。在这样一种没有实质性的出版自由、发表自由的状况下,真正的学术繁荣是很难的。另如,在21世纪的今天,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一些全国高校文科教材,还在力求一统化,还在力求以某种思想统辖一切学术见解。按照这样的管控策略,作为文艺学,只要有一部至高无上的教材,就可以万事大吉了,作为一门学科,甚至也就可以取销了。这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学科发展,学术繁荣,更谈不上学术创新了。

第二,重学科而不重个人。与需要多方面力量配合的某些自然学科不同,在人文领域,其研究往往更具个人性。从中外学术史来看,许多影响深远的文艺学之类的人文科学成果,往往是某一学者单打独斗的结果。因此,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的管理,应特别重视学者的个人创造。但奇怪的是,在目前我们的管理体制中,更重视的是群体而非个人。以高校的情况来看,一位学者,不论你有多高的才能,多大的学术成就,你要想成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你就必须归属于一个学术团队。你要获得什么学术荣誉,甚至晋身何种级别的职称,也往往与你所在学校的级别(如:是不是211,有没有博士点)、所在学科的状况(如:是不是重点学科、是不是硕士、博士点学科)有关。在许多情况下,是学校或学科这个群体单位在决定着一位学者的学术身价,而不仅是个人的学术贡献。按照这样的管理体制,哪怕你孔、孟再生,如果周围没有一个团队,你也当不了硕导、博导;哪怕你有康德、黑格尔那样的学术成就,如果不是供职于某一级别的大学,你也不可能评上中国的二级教授。这样的管理体制,又怎么有可能激励学术创造?又怎么有可能造就学术大师?

第三,重数据统计而不重学术评价。不论一所大学,一个学科,一家研究机构,还是某一个人,其学术水平的切实标志无疑应是富有创见性的学术成果。而在我们的现有管理体制中,重视的是著作及论文的数量,是相关出版社、刊物的级别,是奖项、课题的数量与级别等等,至于真正的学术含量,学术水平,基本上是没人理会的。学术成果的水平,与出版社及刊物之间,没什么必然联系,这本来应该是常识。在我国,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学术圈子的人更是心里有数:出版社、刊物的级别,奖项及课题之类,并不能真正反映学术成果的质量及学者的水平。至于数量,更是难以说明问题。但我们现有的管理体制,不仅漠视这类评价弊端,相反,常常是在加剧这类弊端。如在中国的许多大学,都会发现这样的规定:不论你原来有过怎样的学术成果,不论你怎样潜心学术,也不论你的实际学术水平多高,如果几年内没有最新成果,你的教授身份、硕士生、博士生导师身份就是问题了。这样一类有违学术研究规律的规定,除了迫使学者们不得不粗制滥造之外,不知还会有什么积极意义。

就研究者本身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思想萎缩,观念陈旧。在我国,思想解放虽已“解放”了多少年了,但有不少学者,在思考文艺学问题时,仍在固守着“唯物”还是“唯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简单化原则;仍习惯于依附已被认可的经典论断,或习惯于尊奉某某会议精神、某某领导讲话、某一红头文件,而缺乏真正独立的学术人格与学术精神。这样的文艺学研究,又能有什么作为?

 二是视野窄狭,自我匡拘。作为某一学科,是大致上有边界的,但对于某一具体学者而言,其研究空间、学术视野则是不应该有边界的。相反,只有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广博的知识结构,才有可能在某一学科或多学科中有所作为。事实上,在中外历史上,有许多卓有贡献的文艺理论家,就并非仅仅是文艺学学者,而往往同时是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等等。但在我国的文艺学领域,一些自信是搞文艺学的学者,不仅相邻学科的知识贫乏,在学科边界的不良暗示下,甚至对原本应是构成文艺学研究基础的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西方文学也很少关注。这样的文艺学研究,又怎么可能有所创见?针对这种情况,近些年来,一些文艺学学者关于冲出边界的主张,倒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三是缺乏兴趣,脱离实际。文艺学的研究,是以对文学艺术本身的浓厚兴趣与充分关注为基础的。如果兴趣不足,只是为研究而研究,对人类的文学艺术现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体悟,而只能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从教条到教条。这样的科研成果,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文艺学领域,仅仅将文艺学作为职业,而从内心里并不感兴趣于文学艺术者,恐怕并非个别。

上述有些问题,当然不只是与文艺学学科有关,亦与诸多人文学科有关,甚至与我国整体性的学术事业有关。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郑视与切实解决,不仅是中国的文艺学,另有不少人文学科,大概也只能在不死不活的局面中维持。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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