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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毕业30年忆高考  

2012-05-10 08:57:44|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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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没有冬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高考在当时中国的影响。由于突然恢复了已间断11年的高考,在那个冬天,许许多多的中国年轻人,热血一下子沸腾了。全社会也都瞪大了眼睛,在关注着中国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化。据后来公布的数据,这年冬天,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有27.297万幸运者走进了大学校门,录取比例为29:1。想不到,我竟也成了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我是从当时的公社放映队参加高考的,是我中学时代的毛老师托人转告我可以自由报名参加高考这一消息的。由于孤陋寡闻,在填写报名表时,我还闹不清大学里还有文理科之别,一切都是遵循了毛老师的建议:报文科,第一志愿报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是泰安师专中文系;第三志愿记不清了,第四志愿是服从分配。

报名时间是11月20—25日,开考时间是12月9日,中间大约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文科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史地、政治、数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像样地复习这样四五门课程,显然已是不可能的了。我当时的做法是:语文与史地,由于内容漫无边际,干脆放弃了,政治一科,只是反复背诵了叔叔从外地给我寄来的实验中学编写的一份复习提纲。其余的时间与精力,就全部放到数学方面了。我回家将初、高中学过的数学课本全部翻找了出来,抖去了上面的尘土,打进了走村串乡时的铺盖卷里。我的放映队长及队友给予了我全力支持,不仅安排我休了几天班,还让我在那段时间里只负责看管发电机。这样,每天晚上,放映开始,当人们全神贯注于银幕上的枪声炮火时,我就可以躲在远处明亮的电灯光下,伴随着发电机的隆隆轰鸣,进入另一个数学王国。

考试时间到了,按照规定,考生必须到考点住宿。与当时的绝大多数参考者相同,我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只不过想碰一下运气而已,所以,也就不想表现得过于迫切,以免考不中为人讥笑。于是就找了个理由,没有提前赶往考点,回家借了一辆自行车,当天往返。现在想想,还有点儿后怕:考点距我村大约20华里,如果在当时的路上,自行车断了链子,或扎了轮胎什么的,误了时间,我这一生的命运大概就要重写了。幸好,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我两天的赶考途程中,居然没出什么故障。

考试结束后,我当时的判断是:完了。虽然,凭依原来的兴趣与积累,语文知识与那篇《难忘的一天》的命题作文,自觉尚可;仰赖了实验中学的那份复习提纲,政治可能也不会太糟糕;但中学时代没怎么学过的历史与地理,心里就没底了;数学一科虽然用力最多,考得最是一塌糊涂,后来知道考了才不过几十分。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绝望得不行。尤其令我不安的是:放了几年电影,认识我的人很多,而且都知道我已参加了高考,如果不中,这一辈子可就“栽”在全公社人民面前了。这时候,是母亲的话安慰了我:“你觉得不好,别人也不可能好到哪儿去,说不定还不如你呢!”我告诉母亲:“还是有好的,与我同考场的一个小女孩,不到一半时间就交卷退场了。”母亲说:“她说不定是一点都不会呢,说不定是交了白卷呢。”

我觉得母亲的话也有道理,所以也就一直抱着一线希望。但令人焦虑的是,在考试结束之后的两个多月里,中国社会上不仅再也没有了任何关于高考的信息,且谣言纷起:有人说,这是邓小平搞的又一次复辟,是在开历史倒车,已经遭到批判了;还有人说,这是教育部的自作主张,中央已经宣布作废了。1978年的那个春节,相信全国的570万考生,大概都是在这样一种疑虑不安的气氛中度过的。在这焦虑不安的等待过程中,不甘心失败的我,曾实施了一件不为人知的小小伎俩:悄悄给当时的昌潍地区革命委员会招生办公室发去一封信件,内附在《大众日报》农村版及地方刊物发表过的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及“抓纲治国学大寨”内容的几首小诗,希望能够作为录取时的参考。虽然自知,那样几首近乎政治口号的所谓“诗”,是显示不出什么特别才能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现在想想,只不过是惶恐之下,随手抓住的自以为是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但令我意想不到、且大为感动的是,当时的地区招办,居然给我回了一封盖有鲜红印章的公函,谓去信收到,会按有关规定处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当时尚未撤销的“革命委员会”,还是很负责任的;也可以看出,“文革”结束之后,经由拨乱反正的中国,正在走向正规的新气象。

春节过后不久的某一天,录取通知书终于到了,是公社有关部门派一名小学生专程送上门来的。打开一看,录取单位竟是我志愿中并未填报的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在想来,当时的录取还是很公正的,显然主要是根据成绩进行调配的,不像现在,即使你成绩再好,如果填报志愿不当,也有可能丧失进入大学的机会。

也许是因等待的时间太久,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已多少有点淡然,但内心里还是高兴无比的:对于我这样一个身处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民之子来说,这到手的一纸录取通知书,意味着可一步登天了,鲤鱼要跃过龙门了,野鸡要变成凤凰了;可以吃国库粮了,可以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了,可以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了,可以成为中国的上等公民了。

当时的我,实在说不上有多高的政治觉悟,有多么远大的人生理想。我就是怀着如此世俗的荣耀与满足,自然也怀着对力主马上恢复高考的邓小平副总理的感激之情,在1978年那个终生难忘的初春时节,告别了故乡,告别了亲友,告别了我的放映队,登上了奔往省城济南的列车,跨进了山东师范学院的校门,开始了新的人生。

 

 

201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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