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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认可与社会和谐------读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2011-10-09 22:11:40|  分类: 书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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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思想家相信,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不断走向未来,不断走向完美的。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 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却令人沮丧地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历史不可能再进步了”。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不是说由事件构成的人类历史本身已经走到尽头,而是指以自由民主为基本原则而形成的社会制度,是具有“世界普遍史”意义的人类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种“统治形式”。

福山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应当同时满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的人类灵魂中的欲望、理性与精神。欲望指的是人类的物质追求,理性指的是人类实现物欲的最佳方法,精神指的主要是人类源之于自尊天性的对“获得认可”的向往。在福山看来,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与稳定而言,“获得认可”的精神满足要比欲望与理性的满足更为重要。一个社会,如果只是满足了人类的的欲望与理性,而缺少经由“获得认可”而产生“优越意识”的渠道,同样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发,便是与当时的欧洲人厌倦了公民生活中的沉寂,对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强的平等意识渐生不满,而向往“优越意识”有关。1968年法国“红色风暴”的酿成,深层原因也在于此。学生们愤怒地走上街头,抗议与反对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没有理想的社会生活。福山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会的健康和稳定,正是有赖于它为公民所提供的“获得认可”与产生“优越意识”的渠道,“这些渠道不仅可以使精神中的能量得以释放,把它变成一种生产力,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地下管道,用来排除那些会使共同体破裂的过剩能量。”福山正是从人类“获得认可”与“优越意识”之类的自尊天性着眼,在比较分析已有及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得出了“历史终结论”的。

在论述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时,人们往往将民主与平等联为一体,即将平等视为理想的民主社会的重要尺度。福山的看法则是,过分强调平等,势必会压抑人们“获得认可”的欲求,从而窒息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从根本上说是永远不可能的。即使在他所赞许的“最后社会”形态中,由于人的天赋能力、生理素质,以及经济上必需的有着贵贱之分的劳动分工与文化差异等等,也仍会存在不平等。从事实来看,一个政权,如果一定要根除那些看上去是‘“可避免的和无法根除的”不平等,那就有可能像努力消灭城乡差别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差别的红色高棉那样,剥夺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创造出一个魔鬼般的国家。至于历史上出现的某些极权专制社会,经济也许并不贫弱,人们亦可得到物欲与理性的满足,但却纷纷解体,关键便是因为不能使人们充分“获得认可”。而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标志着历史的终结,便正是因其不仅为人们以最佳的理性方法实现物欲提供了保障,而且能够使人们最大限度地“获得认可”,得以实现其“优越意识”。

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福山在肯定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同时,也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了忧虑,认为在“终结”形态的社会体制中也潜在着严重危机,这就是,有可能使未来的人们“成为无忧无虑的、专心于自身利益的最后之人”。福山所说的“最后之人”,是与“最初之人”相对而言的。“最初之人”的概念来自卢梭、黑格尔等人,指的是在“自然状态”下,既有类乎动物的维持生存的欲望,又有超越动物,渴望“获得认可”的人。而“最后之人”一语来自尼采,指的是在自由民主社会条件下充分“获得认可”的人。福山认为,无论“最初之人”还是“最后之人”,都不是人的理想状态。出于“获得认可”的欲望,历史上的“最初之人”,常常进行毫无意义的只是为名誉而进行的血腥战斗,徒然造成了社会的动乱与灾难;而在获得了充分“认可”的“最后之人”,则会丧失对“优越意识”的进一步追求,而成为没有抱负,没有杰出感和成就感的人,而导致社会的沉寂。

福山还从“优越意识”与“平等意识”的固有矛盾出发,进一步揭示了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深层危机:虽然,无论怎样的民主,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平等,但平等又毕竟是“民主时代惟一的有定义的特征”,是人民执着以求的。因此,在民主几乎取得完全的胜利之后,人们仍会产生对民主本身的不满。为了保持社会的生机活力,当然不能压抑人们的“优越意识”,但 “优越意识”的膨胀泛滥,则又有可能重致类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五月风暴”之类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福山警告说,从长远来看,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可能,其罪魁祸首不是过度的“优越意识”就是过度的“平等意识”。

我们当然可以不赞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但却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冷战结束之后,尽管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自由与民主的政治向往与追求,则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不赞成福山关于“世界普遍史”的见解,但却无法否认他如下的论断:“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为了建立一种使对人民普遍认可制度化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从“获得认可”的人类本性作出的某些分析,但不能不承认他对某些社会矛盾的洞察,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以提高的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人民不会为了要求政府给他们带来‘后工业经济’,也不会为了超市的货架上有更多的商品而走上莱比锡、布拉格、蒂米什瓦拉或莫斯科的街头”,但像是与“获得认可”相关的“有权势的官员拒绝他们的请求这类小小的事件”,则有可能引发他们极端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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