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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美学思维指向辨正:回到常识  

2011-08-21 08:52:42|  分类: 美学问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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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作为一门“学”,当然应该能够首先回答这样一类常识性的问题:人在面对外在事物时,为什么会产生美感?面对同一事物时,为什么有人会产生美感,有人无动于衷,也有人则可能以之为丑?相同性质的意识活动,为什么此类是审美,彼类就不是审美?若依此检视,不难发现,中国当代美学,虽诸说繁多,热点频仍,且自信都是坚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与方法,但大多恰恰不够“唯物”,往往不能有效地回答上述常识性问题,有的甚至远离了这类问题。            < XMLNAMESPACE PREFIX ="O" />

以最具影响力的以李泽厚为代表人物的“实践美学”来看,由实践推导出的“美是人的本质对象化”,是“人化的自然 ”、“自然的人化”之类见解,正是因其能有效解释何以同是的本质力量对象’的产物,有的易生美感,有的不易”而难以自圆其说。连李泽厚本人,也不得不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无奈地表示:“究竟什么是美呢?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 美的范围和对象愈益扩大,也愈难回答了,虽然我希望以后能做一个回答, 但是,我想要着重告诉你的, 却正是它的难以回答”“美学不应是封闭的体系,而应该是开放的课题那么美是什么和美在哪里,你就自己去探索、体会、寻求创造吧 [1]绕了个大圈子,最终还是回到了两千几百年前柏拉图的那个结论。

以力图超越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旧实践美学”,看起来更具学术活力的“后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的有关见解来看,虽然论者都自信更唯物主义了,更马克思主义了,但同样无助于常识性美学问题的回答。“后实践美学”的论断是:“审美是超越现实的自由生存方式和超越理性的解释方式”。[2]对此,薛富兴先生由常识出发进行的驳难当是有力的:“审美诚然可以是‘超越的’,但‘超越的’不一定就是审美的。比之于满足于食色之性的物质性活动,审美之外,人类的科学、伦理、哲学、宗教等其他观念文化活动,难道不都是一种超越性活动吗?难道审美这一追求感性精神愉悦的活动比宗教对人类的终极性关怀还更有超越性吗?”[3] “新实践美学”的主张是:美是对象化的情感”、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4] 这类看法,更是经不住常识问题的考问:诸如厌恶之情、痛恨之情也都是可以对象化的,也都是可以借此而形成情感交流的,也是美的吗?“后实践美学”与“新实践美学”的学者之间,也正是依据常识,这样相互驳难过对方。邓晓芒反驳杨春时:“审美的确是‘一种’超越性的活动,但并非‘所有的’超越性活动都是审美。”杨春时反驳邓晓芒:“邓先生认为只要是情感的顺利传达和宣泄就是自由感,就是美感,那么无论是少女对爱情的执着,还是守财奴的贪欲,甚至婴儿饥饿时的啼哭,都是美感的表达,都是审美活动。如此抹杀审美意识与现实意识的本质区别,否定审美意识的自由性,把二者的区别说成是能否顺利表达、宣泄问题,这样的美学岂不成了生理学?”[5]仅据他们自己之间难以说服对方的相互驳难即不难看出,不论“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虽有新的思路,却并无实质性的学术进展。其根本原因,或许又正如他们双方相互判定的:“‘后实践美学’还完全没有摆脱李泽厚所设定的概念框架。这种致思方向与李泽厚何其相似!”(邓晓芒);“所谓‘新实杨践美学’与‘旧实践美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以实践哲学为基础,以实践作为美学的基本范畴”(杨春时)。[6]事实上,在思维指向上,他们双方的确都在不自觉地重蹈李泽厚的误区,即仍然脱离人类美感活动的具体事实,仍不过是在围绕“实践”、“生存”之类抽象概念逗圈子,故而其见解,也就仍然经不起常识性问题的检验了。

如果我们回到常识,不难意识到,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美”其实是一个并不怎么复杂的问题: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美”这样一种事物,存在的只是人在面对某一事物时产生的“美感”或“丑感”这样一种伴随着情感活动的价值判断。柏拉图当年费尽心思的追寻早已证明,要在世界上找到谁都认可的“美的事物”是不可能的。“美的事物”无存,事物本身自然也就无所谓美的属性,因此,作为一门学问的“美学”,研究的主体对象应该是“美感”,而不是子虚乌有的“美”、“美的本体”、“美的本质”之类。被称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加登,之所以将“美学”界定为“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7] 道理或许正在于此。

与“美感”这一主体研究对象相关,最具实际意义的美学问题应该是“美感生成”规律,而不是我们的美学中一直在探讨的什么“审美”、“审美活动”规律之类。由于“美”不具客观存在性,更非客观存在物,“审美”中所要“审”的“美”,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故而从根本上说,“审美”这一术语本身就很值得怀疑。世上原无客观存在性的“美”,你“审”什么?“美”实际上是人对事物的一种感觉判断,“审美”,不就成为“审感觉判断”了吗?而这又怎么理解呢?在这方面,我倒是十分赞同杜卫先生在《走出审美城》一书中的质疑:“‘美’为何物,恐怕没人能够说得清楚,而在这个意义上讲审‘美’,就更是云里雾里了。”[8]

从西方美学史来看,某些更为令人信服,也更为切近美学常识问题的见解,正是“美感”论、“美感价值论”、“美感生成论”等等,而非“审美论”、“美的本体论”之类。如休谟认为:“美并不是事物本身里的一种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事物确有某些属性,是由自然安排得恰适合于产生那些特殊感觉的。”“美与价值都只是相对的,都是一个特别的对象按照一个特别的人的心理构造和性情,在那个人心上所造成的一种愉快的情感。”并举例说,一个圆的美,不在圆本身,而是“圆形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果,这人心的特殊构造使它可能感受这种情感。如果你要在这圆上去找美,无论用感官还是用数学推理在这圆的一切属性上去找美,你都是白费力气。”[9]深受休谟影响,被黑格尔称颂为“说出了关于美的第一句合理的话”的康德,在美学领域的重大贡献,也是关于“美感”(即《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的研究,以及对“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一“美感”生成原因的揭示。克罗齐认为:“美不是物理的事实,它不属事物,而属于人的活动,属于心灵的力量。但是从此可知,物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事实本来只是帮助人再造美或回想美的,经过一些转变和联想,它们本身就被简称为‘美的事物’或‘物理的美’了。既已说明这是简称,我们也就不妨用它。”[10]美国现代美学家桑塔耶纳也认为:“美是一种积极的、固有的、客观化的价值。或者,用不大专门的话来说,美是被当作事物之属性的快感。”[11]与我国当代美学中从大而无当的“实践”、“生存”之类概念出发而形成的见解相比,休谟从客体属性与人的心理相互作用角度提出的“美”是“事物属性”引发的“特殊感觉”,康德从客体特征与主体“意志”偶合角度提出的“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判断,克罗齐所说的“美”是“物理事实”经由“转变和联想”的结果,桑塔耶纳所说的“美”是一种价值,美不过是“被当作事物之属性”这样一些重在探讨“美感”、“美感价值”及“美感生成”奥妙的论述,倒是可以更为有效地回答“美感何以产生”、“美感何以因人而宜”之类的美学常识问题。

在中国当代美学领域,我以为最值得重视的还是朱光潜先生的类似见解,朱先生力倡“科学的反映与意识形态式的反映之间”是有重要区别,认为美感是在对象隐含的美的条件基础上生成的朱先生承认“美的条件”,但否定客观意义的美,他曾解释说:“适合生理要求的引起快感的东西对于美是起作用的 , 他们正属于我所说的‘美的条件 '”“ ' 的东西 ( 包含有用的和有益的 ) 对人类是能起很大作用的, 它也正属于我所谓‘美的条件 '。……还不能看作美学意义的美。”[12]这类否定“美”的本体存在而强调“美感”生成的论述,无疑也要远比那些“美的本质论”更为切合人类“美感活动”的实际。

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痛切地感到,中国当代美学已经陷入了困境,甚至面临着“存亡二元选择”,[13]季羡林先生甚至认为,应该“退出死胡同,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建构一个全新的美学框架。”[14] 这类看法,也许过于偏激,但我们的美学研究,的确已呈现出生机窒息、日渐沉寂之势。那么,问题的根源何在呢?按季羡林先生的看法,是因为:“中国美学家跟着西方美学家跑得已经够远了,够久了。越讨论越玄妙,越深奥,越令人不懂。而且眼光只限于视觉之美与听觉之美,不敢越西方学者雷池一步。给美不知下了多少定义,给美学也不知下了多少定义。然而这些定义都是有局限性的,仍然局限于西方美学家的框框中。”[15]我认为这诊断是不准确的,问题不在于跟着谁“跑”,关键还要看“跑”的方向(即美学研究的思维指向)是否正确。合乎真理的思维指向,是无所谓东方西方的。中国当代美学中当然存在着盲目照搬西方某些观点的弊端,但诸如休谟、康德、克罗齐、桑塔耶纳等人更为切合实际的“美感”论,在中国当代美学中又有多大影响呢?可以相信,如果更加重视一下这类见解,中国美学的面貌大概不致如此。正是从“思维指向”入手,我认为,有这样两个原因,在影响着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

第一,“唯心主义”的心态禁忌。

长期以来,与政治评判相联系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一直是中国学界划分“真理”与“谬误”的根本原则。谁被说成是“唯心主义”,也就等于是反马克思主义,就有可能被断送在主流学术界的学术生命,甚至有“政治生命”之虞。故而在学术讨论中,“唯心主义”也常常被用来作为击败对方的“杀手锏”。 在美学领域,否认“美的本体”、“美的客观性”,强调“美感”、“美感经验”,就比较敏感,就极极易招致“唯心主义”之类的责难。朱光潜先生认为“美的条件”不等于“美”,美在心与物的关系,因此要重视对“美感经验”的研究,这本是极有道理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遭到的便正是“唯心主义”的重压。李泽厚有一篇批评朱光潜的重头文章,副标题就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文章中写道:“这种唯心主义,包括朱先生的自我批评在内,都从哲学根源和政治意义上揭开了它的反科学反人民的理论本质和阶级本质”。[16]在这样的政治定性下,朱光潜先生当然也就没有退路了,只能尽快改弦更张,由“审美意识论”转向“审美实践论”了。也许正是与这类批判相关,在中国学者心目中,对唯心主义雷区的惊恐,似乎逐渐衍化为一种类乎“集体无意识”的心态禁忌了。表现在“美学”研究方面,这就是:学者们总要设法找到“唯物主义”的根据。人类的“实践活动”、“人的力量”,当然是最为恒久也最无懈可击的客观事实了,用以论美,当然也就可以最大保险系数地避开“唯心主义”之嫌了。这或许正是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原因之一。但在这方面,美学家们恰恰又忽视了另一学术常识:概念的内涵越大,往往越是无法说明特定学科的问题。人类的“美感活动”当然与其“实践活动”相关,但人类的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又有哪一方面不与“实践活动”相关呢?“实践”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但并非一切都能叫人产生美感的。“实践美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上坠入死结。

“文革”结束之后,时代的政治环境虽已大有改变,但“唯心主义”的心态禁忌似乎并没有随之彻底消除,如在邓晓芒反驳杨春时的《什么是新实践美学》一文中,即可看到这样的论述:“实践首先是一种‘客观现实的物质性的活动’,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康德、黑格尔式的唯心史观”。[17]不知邓先生在写下这样的文字时,思考过没有:就算康德、黑格尔的思想是我们所说的“唯心史观”,而这“唯心史观”竟一无是处吗?以康德而论,在论述“美感”生成时,他曾明确强调:“自然界至少要标示或给予一暗示,它内在自身里含有着任何一个理由,承认它的诸成品对于我们的摆脱了一切利益感的愉快有着一种合规律的协合一致。”并举例说,比如“百合花的白色导引我们的心意达到纯洁的观念”。[18]康德这儿所说的诸如“百合花的白色”之类的“自然界的暗示”,指的显然即是“美感”产生所需要的外在事物的“客观条件”(类乎朱光潜先生所说的“美的条件”)。在康德看来,正因这类条件,偶合了人的某种心理愿望(即“合目的性”),令人感到愉快和满足,“美感”才产生了。康德对“美感”产生时的外在客观条件的充分肯定,与“唯物主义”不也相通吗?这类更为切近人类“美感”活动实际的见解,与其“唯心史观”又是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在西方美学史上,我们会发现,倒恰恰正是前面提及的休谟、康德、黑格尔、克罗齐、桑塔耶纳等这样一些被我们定性为“唯心主义学者”的见解,更为令人信服。相反,有许多被我们视为“唯物主义”的学者,其美学见解,“唯物”是“唯物”了,但却往往不堪一驳。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19] 这显然只能混淆了“美学”与“伦理学”的界限。狄德罗认为:“对我们来说,却有两种美,一种是实在的美,一种是见到的美”;别林斯基认为:“在活生生的现实里有很多美的事物”;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真正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20]他们共同认定的是:客观现实中存在着美的事物,如前所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找到如同“认知对象”那样可以得到普遍承认的客观的“美的事物”吗?能举出这样的例子来吗?

“唯心主义”当然是错误的,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用之于界分“认知判断”才更具科学性,如果不加区别地套用于“美感判断”,则分明是陷入了又一个常识性误区:“美感判断”不同于“认知判断”。“美感判断”虽然也是人类的一种意识,但其形成方式却不同于“认判断”。“认知判断”是反映性的,故可有“唯物”、“唯心”之别。美感判断”是生成性的,既与客观事物的条件相关,也与人的主观意愿、情感以及与动物相通的某些方面的生理机制相关,即“美感”决非美的独立本体的直接反映 , 而是在随机性条件下, 对象的某些质与的人的潜在欲求偶合而生成的情感性价值性判断。这样一种判断,就不易简单化地以“唯物”、“唯心”论之了。正因“美感”是生成性的,所以,古今中外,不论怎样回答“美是什么”,都能找到一些证据,都会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但又不可能像“反映性”的知识那样鲜有争议。在我们的美学研究中,如果不对这类问题进一步反思,不进一步打破“唯心主义”的心态禁区忌,要有所突破,恐怕是很难的。

第二,注重以马克思言论为依据的“经典情结”。

在我国,占据主流地位或渴望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学主张,共同特征是:总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而不是重在以人类“美感”活动的实际为根据。如李泽厚为其“实践美学”找到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对于人来说 , 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 主张“美在客观”、“美是典型”的蔡仪先生,更是坚信自己的理论最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且亦曾依据《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见解,认为“美的规律即典型的规律”;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朱光潜先生,也曾以《手稿》中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 , 的音乐也没有意义”的另外几句话作为根据。这样一种以马克思的言论为理论依据的思维指向,在我国美学界,至今仍十分强盛。如杨春时先生在论证“审美超越”时,认为重要根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讲过的:“自由是精神领域的问题,它只有超越现实领域才有可能”。有意思的是,目前正在力图创建“生态美学”的学者,也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找到了根据,宣称:从学理上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预期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正是生态美学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马克思建立在“自然之复活”基础上的对人与物关系的理解,“往往不为实践美学和生命本体论美学的提倡者们重视,但它预示着生态美学可能是21世纪最具成长性的美学形态之一。”[21]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伟大的,马克思本人的许多见解是正确的,但马克思的言论中是否包含着如此丰富的美学资源,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而且,由此而生的美学观竟如此大相径庭,乃至完全对立,就更是令人困惑了。且不论到底谁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仅从研究方法,思维指向来看,这样一种各取所需,过分倚重理论信条的做法,本身就均不符合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样一种注重以马克思言论为依据的“经典情结”中,似乎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仿佛句句是真理,因此,只要在马克思的言论中找到根据,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样的思维前提,本身即有违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常识,就不利于美学的进一步发展。

美学,本来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在鲍姆加登的“美学”构想中,即是将“美学”分为“理论美学”与“实用美学”两部分的。“理论美学”的意义应该是:揭示“美感”这一“感性知识”生成的奥妙,总结“美感生成”的规律,丰富人类的“美学”智慧;“实用美学”的意义应该是:能够在生产、生活、建设及文学艺术活动等方面,指导人们按照美感生成的规律行事,以便使人们得到更多的美感体验。如果“理论美学”陷入困境,“实用美学”的发展当然也就是不可能的了。在我国,只要看一下那些毫无个性、千篇一律的城市格局、乡村规划、建筑设计,看一下那些缺乏“美感生成基质”的门头设计、广告画面、产品包装,看一下那些力图挑战人的生理极限的“行为艺术”、“垃圾诗歌”之类,大概就不难意识到,我们的“实用美学”贫乏衰落的程度。这种状况表明,我们那些看似高深的“理论美学”,并没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多少“实用性”的影响。这是否又恰可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理论美学”,正是因其思维指向的错误,本身就已越来越脱离实际了呢?

中国当代美学,虽然存在着严重缺憾,但断言中国当代美学已经完全走进了死胡同,恐也不符合实际。如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正在倡导的“科学美学”,就很值得重视。被视为“科学美学”代表性成果的汪济生的《美感的结构与功能》(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鲁晨光的《美感奥妙和需求进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关注的重心正是对“美感”及“美感生成”问题的研究。另如吴炫、颜翔林等学者旨在颠覆传统的“美的本体论”而提出的“否定主义美学”、“怀疑论美学”等,也独具见地。上述学者的探讨,虽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在打破“唯心主义”心态禁忌,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情结”,注重从常识出发等方面,其意义是不应低估的。沿此思维指向,中国当代美学或许才有可能真正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哲学美学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440页。

[2]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3] 薛富兴《“后实践美学”略论》《东方丛刊》2005012339

[4]邓晓芒《什么是新实践美学    ——兼与杨春时先生商讨》,

《学术月刊》2002年第10期。

[5][6]均见邓晓芒《什么是新实践美学 —兼与杨春时先生商讨》,《学术月刊》

2002年第10期;杨春时(《实践乌托邦批判》)》,《学术月刊》2004年第3期。

[7]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

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1页。

[8]杜卫《走出审美城》,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9]《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8----109页。

[10]《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

[11]《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5页。

[12]《美学问题讨论集》(三),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4044

[13]呼延华《美学转型,转向何处》,《中华读书报》<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1997416

[14] 季羡林(《美学的根本转型》《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15] 季羡林(《美学的根本转型》《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

[16]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17] 邓晓芒《什么是新实践美学    ——兼与杨春时先生商讨》,

《学术月刊》2002年第10期;

[18]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第145147页。

[19] 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页。

[20]《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4220248页。

[21]刘成纪《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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