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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我上者灿烂星空 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日志

 
 

宇宙精神与文学艺术  

2011-08-18 07:55:32|  分类: 文艺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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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精神,又可称之为天地精神、世界精神,是与人类文明的形成密切相关,为历代许多智者高度重视,至今仍具强盛生命活力的古老观念形态之一。人类的文学艺术作品,乃情生理孕,作家、艺术家自觉不自觉体悟到的宇宙精神,也必会融入其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品价值的高低。由中外文学艺术史来看,那些被视为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往往正是充盈着宇宙精神之作。< XMLNAMESPACE PREFIX ="O" />

 

一、何谓宇宙精神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中外古圣先贤早就据此作如是想:有一种超人的力量与规则在支配着宇宙中的一切。宇宙精神,即是人类由宇宙万物体悟到的一种超验力量与规则。从人类的文化思想发展史来看,在中国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的“道”;《易经》中由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而成之“卦”;庄子的“与天为徒”之“天”;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所主张的“格物致知”之“理”;西人毕达哥拉斯所说的“和谐之数”,柏拉图所说的“理式”,康德所说的“先验范畴”、“道德律令”,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中,无不隐含着对宇宙精神的沉思与探索。概而言之,人类所体悟到的宇宙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至诚率性。不论在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至诚率性,都被视为一种理想的人格精神。而这种人格精神,就其生成而言,即是源之于人类对宇宙精神的反思与体悟。人类赖自己的文化创造而超越了自然,成为宇宙生命中的高级族类,但文化本身的规范性、虚饰性,同时也压抑了人性自由,导致了人性本真的失落,乃至酿成了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之类劣行。故而老子有“智慧出,有大伪”(《道德经》十八章);狄德罗有“一个民族愈是文明,愈是彬彬有礼,他们的风尚就愈少诗意”[1](P370)之类慨叹。与人类社会不同,自然界呈现出来的则是:风吹雪落,桃红柳绿,花开鸟鸣,虎啸猿啼,各尽其态,出之自然,不娇不饰。正是为了救治人性之弊,中国古代哲学强调“诚者天之道” (孟子.离娄上》) ,“率性之谓道”(《中庸》第一章);法国思想家卢梭主张人要“回归自然”之“天性”,宣称“凡是出于造物主手中的东西都是好的”;[2] p161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亦曾极力呼唤祛除文化遮蔽的“本真”人生。显然,这些论断中的 “天道”、“天性”、无遮蔽的“本真”之类,体现出的正是人类对“至诚率性”之宇宙精神的向往。

二是众生平等。大千世界,氤氲之中,“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老子曾将此类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加以比较,痛恨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而高扬“高者抑之,下者举世闻名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天之道”(《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中庸》中亦曾盛赞之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三十章)。在这些论述中,见出的即是古圣先贤对众生平等、自由和谐之宇宙精神的推崇。这样一种宇宙精神,不仅有助于消除导致人类社会纷争与罪恶的穷通贵贱之别,其“天道无亲”之精神视角,亦有助于打破“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人是万物之灵”之类已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的“人类中心主义”,有助于强化更具现代意义的生态伦理意识。

三是虚静无为。争名逐利,私欲荤怀,纷扰不安,乃人生之常态。而在宇宙万物中,更多见到的是:“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道德经》七十三章);“虚静、恬淡、寂寞、无为”(《 庄子.天道》》)“既不渴求纤巧也不渴求奢侈”。[3]P 224正是受这样一类宇宙精神的启迪,老子强调理想的人生要则是“致虚极,守静笃”,庄子主张要“不相待”、“任物自然”、“忘其形骸”。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亦曾在相近意义上这样肯定过大自然对人类心灵的抚慰作用:“一个为情欲或是为贫困和忧虑所折磨的人,只要放怀一览大自然,也会这样突然地重新获得力量,又鼓舞起来而挺直了脊梁;这时情欲的狂澜,愿望和恐惧的迫促,[由于]欲求[而产生]的一切痛苦都立即在一种奇妙的方式之下平息下去了。”[4] P275276)显然,“虚静无为”的宇宙之光,有助于平息人类的私欲,使之减少纷争,蔼然相处。

四是生生不息。宇宙万物之“虚静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恰恰相反,“宇宙精神”是“一种主动的创造的力量”(谢林语)。[5] P150日月经天,长河奔流,冬去春来,生死更迭,春芽破土,枝头花开的自然景观中可见的是:“整个宇宙本身就是一架包罗万象的永动机,这架无限的永恒的‘宇宙机’把自身保持在永远持续不断的运动之中”。[6] P211)这样一种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也早已为中外先贤所推赏。康德曾以超逸旷达的胸襟,这样赞叹过宇宙生命的死亡与新生:“自然界用了这样一种挥霍来显示它的富饶,这种挥霍就是通过有些部分的趋于死亡,使自然界又在它整个尽美尽善的范围内用无数的新生来保障自己不受损失。有多少数不清的花草昆虫被一个冷天毁灭净尽,尽管它们是自然界艺术的光辉作品和上帝全能的证明,它们的消失又算得了什么!而在别的地方,这个损失又得到了超额的补偿。”[7] P151152)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周易》,亦从“无为,而无不为”的角度力倡“君子”应如“天行”之“健”那样自强不息!

作为宇宙本身,原本是无所谓精神的,也无所谓善恶的。事实上,在自然界,既有宜人生活的风和日丽,保证丰收的风调雨顺,亦有令人惊恐的霹雳闪电,造成灾害的地震海啸;既存在阴阳互动,生生不息的宁静与和谐,亦存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血腥与惨烈。如同叔本华曾经描述的:“这个世界,是被折磨和受惊的生物的游戏场,其中一个把另一个吃掉,是它们的存活条件,所以,那里的每一头凶猛动物是上千种其他生物的活生生坟墓,它之所以能够自我生存,是一连串惨死的结果”。[2]P3334而为人类所推重的宇宙精神,虽与宇宙相关,却又不是对宇宙规则的被动接受,而实际上是人类出于对自己创造的某些文明弊端的不满,为了挣脱自己创造的某些文化压抑,从更高的理想境界出发,经由对宇宙规则的选择,剔除了其中某些有害因素之后的“人化”精神。这样的宇宙精神,说到底,是人类随着自身理性意识的觉醒,以超时代、超种族、超国度、超自我的文化眼光,自宇宙万物中得以借鉴,总结归纳而形成的一些有利于人类生存,有利于人与人、人与物之和谐相处的方略与智慧。可以想见,一位彻悟上述宇宙精神的人,必会表现出纯真善良,通达超脱,而又刚健不屈,自立自强之人格;一个涌动着上述宇宙精神的人类世界,也必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物相伴而生,祥和安宁,快然自足的理想世界。

 

二、宇宙精神与文艺创作

 

宇宙精神,作为一种博大的心灵空间,作为一种高妙的生存理念,自然会融入人类文学艺术的憧憬,为向往理想美的历代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所看重。在常常被视为文学艺术通则的真善美的追求中,实际上即隐含着宇宙精神的神髓。

真,其要义是指事物的本原面目,或谓天然存在状态。见之于文学创作,这“真”,用李白的话说,就是“天然去雕饰”;用王维的话说,就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诀》);用李贽的话说,就是“绝假纯真”之“童心”的流露;用狄德罗的话说,则应是对这样一类场景的描写:“当孩子们在临死的父亲的榻侧撕发哀号;当母亲敞开胸怀,用喂养过他的乳头向儿子哀告;当一朋友截下自己的头发,把它抛撒在朋友的尸体上面,把他扛到火葬场去焚化,然后搜集骨灰装进瓦罐,每逢某些日子用自己的眼泪去浇奠;当女人死了丈夫,披头散发用指甲抓破自己的脸皮;当人民的领袖在群众遭遇到灾难时伏地叩首,痛苦地解开衣襟以手捶胸;当父亲抱着他的初生的儿子,高高地举向上天,指着婴孩起誓,向神氏祈祷”。[1]P370人类之所以锺情于文学艺术,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通过文学艺术中自由率真的情感表达,通过对事物“真元气象”的把握,通过对赤诚的人生世相的呈现,可以娇正人类文化中的虚饰之弊,有助于人类的心灵回归“至诚率性”的精神家园,有助于人类实现更为理想的宇宙生存境界。

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爱。这爱,不是一己之私,一物之欲,而是与宗教情怀相通的普世情怀。见之于文学创作,普世情怀又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爱普世之人,二是爱普世之物。前者即“人道主义”,后者即谓“生态伦理主义”(或可谓“天道主义”)。人道主义的主旨是:人的生命是高贵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是相互关爱的,人的尊严与权利是不容侵犯的。“生态伦理主义”强调的是:关爱自然,关爱万物,关爱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在西方文学史上,20世纪中叶以来日见兴盛的“生态文学批评”,即是以关爱普世之物的“生态伦理主义”为理论支点的。相比而言, 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或许只可谓“小善”,而以“宇宙”为中心的“生态伦理主义”才是“大善”。而正是在这“大善”之追求中,可更为充分地见出众生平等的宇宙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生态伦理主义”,是至20世纪方倍受重视,而在我国,先秦哲人即早已有“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天下》)之论,并早已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广泛影响了中国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画、花鸟画的创作。

美,从主体的心理体验来说,是指人由事物某些特征的激发而生成的情感愉悦。主要表现为这样两类性质的情感,即潜化与升腾。潜化,即个体生命融汇于对外物的观照,忘却世俗,物我化一,陶醉于永恒,由此相伴而生的是超逸感与解放感;升腾,即主体由外物的声色神韵刺激,进入了某种精神异常兴奋的状态,由此相伴而生的是生命自我完善的冲动感。同样,在文艺创作中,美的追求亦主要表现在:作家、艺术家力图通过特定的形式创造,在意象、人物、故事中蕴含进涤人肺腑,荡人心魄的精神力量,能够使读者既超脱世俗,鄙弃物欲,远离纷争,又能得以心灵净化,振奋生命活力,完善自我的生命过程。在中外文论史上,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正是这样看待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的。钟嵘曾在《诗品》中这样称颂阮籍的《咏怀》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 钟嵘这儿高度肯定的即是诗歌给人以“超逸感解放感”的“潜化”审美价值。德国诗人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曾将这样一种“潜化”审美价值讲得更为清楚:“在令人恐惧的(自然)力量世界之中以及在神圣的法律世界之中,审美的创造形象的冲动在暗地里建立起一个第三种快乐的游戏和形状的世界,在这第三世界里它使人类摆脱关系网的一切束缚,把人从一切可以叫作强迫的东西(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强迫)中解放出来。”[8] P183明代诗人李东阳《麓堂诗话》中曾谓诗的功能在于“陶写情情,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德国美学家卡西尔在《人论》讲:“艺术作品的静谧乃是动态的静谧而非静态的静谧。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卡西尔甚至进一步断言:“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情感本身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构成力量。”[9] P189李东阳所说的“感发志意,动荡血脉”,卡西尔所说的“动态的静谧”、情感的“构成力量”,强调的即是文学作品能够振奋生命活力的“升腾”性审美价值。

文艺作品中的上述两类审美价值追求,不仅与宇宙精神相通,且从其生成来看,亦与宇宙精神的启迪相关。庄子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宗白华先生亦曾强调“宇宙的图画是个大优美精神的表现”。 [10] P23庄子所说的“天地”之“大美”中,“不言”,亦即“虚静无为”,亦即恬淡无争。但这“不言”之无为、无争,又决不是死寂消沉,决不是无所作为,相反,庄子向往的是宇宙精神中“生生不息”之“大为”。如他所激赏的扶摇直上,背负青天,海运将徙于南冥,不屑与自鸣得意的蜩、鸠之类争高低的大鹏,便可谓这样一种“大为”精神的化身。宗白华先生所说的“宇宙”之“大优美”,同样亦是着眼于宇宙精神的“虚静无为”而又生机勃发。他曾这样赞美自然:“你看那自然何等调和,何等完满”,又说“你看那自然中何处不是生命,何处不是活动”,“你试看那棵绿叶的小树。他从黑暗冷湿的土地里向着日光,向着空气,作无止境的战斗。终竟枝叶扶疏,摇荡于青天白云中,表现着不可言说的美。一切有机生命皆凭借物质扶摇而入精神的美。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命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卓越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10] P23--24 比较可见,文艺作品给予人的“审美潜化”性质的“超逸解放感”,同时又能振奋生命活力的“审美升腾”价值,正是庄子及宗白华所讲的“虚静无为”而又“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之体现。

又正是为了创造出上述两类审美价值,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强调,在艺术构思过程中,“贵在虚静”,要“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认为,美妙的诗作应该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苏轼曾肯定这样的创作规律:“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与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寄参廖师》)。在这些具体文论见解中,亦可见出与宇宙精神之关联。刘勰所强调的“虚静”,即本源于宇宙情怀;司空图所说的“不着一字”即隐含“宇宙无为”之意,“尽得风流”注重的又即宇宙生机;苏轼体悟到的“静”“动”相生,“空”“纳”相得,亦恰是宇宙生成与存在的规律。

 

三、宇宙精神与文艺作品

 

在文艺作品中,作家、艺术家体悟到的宇宙精神,最为集中地见之于自然礼赞、社会理想与人生追求这样三个方面。

一、自然礼赞中的宇宙精神

天地之间,自然万物,是最为本原的宇宙精神之载体。故而从文学史上来看,凡涉笔自然之作,其高妙之境正在于作者以超乎尘俗之灵视,通达天地之心性,对宇宙精神的体悟与表现。如“池塘春草绿,园柳变鸣禽”(谢灵运);“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是柳条”(杜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之类诗句,之所以千古传诵,为人称赏,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中透出的是生生不息的宇宙机缘。在文学史上,还可常见这样一种现象:有许多诗人、作家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得力于对自然万物中的宇宙精神的礼赞。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的诗中虽亦不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但真正为诗人带来赫赫诗名的则是他面对“菊花”、“山气”、“飞鸟”时抒发的“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类的宇宙情怀。郭沫若《女神》中的诗篇,人们往往以时代激情论其价值,而实际上,《凤凰涅》、《地球,我的母亲》等篇什中涌动的超时代的宇宙精神,应当更为重要。朱自清最优秀的散文是《春》及《荷塘月色》。在作者所赞美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里脚是新的,它生长着”的“春”中,充溢着的正是生机勃勃、自强不息的宇宙精神;在《荷塘月色》中,作者虽不无对时世的忧怨,但由作者笔下那幽静的月色,那与世无争,亭亭玉立,如舞女的裙的荷叶,那轻纱般浮动的雾,见出的亦正是作者对超逸自在之宇宙精神的向往。中国现代诗人刘延陵,诗作不多,诗名不高,但他的那首《竹》,却分外耀眼,为各种诗歌选本所收录:

 

几千竿竹子

  拥挤着立在一方田里,

  碧青的,

  鲜绿的,——

  这是生命的光,

  青春的吻所留的润泽呀。

  他们自自在在地随风摇摆着,

  轻轻巧巧地互相安慰抚摩着,

  各把肩上一片片的日光

  相与推让移卸着。

  这不又是从和谐的生活里

  流出来的无声的音乐么?

 

   这首诗歌的高妙之处亦在于,诗人由竹丛中捕捉到的,正是不争不待,并育而存,和美相处的宇宙精神。仅凭这样一首充溢着宇宙精神之作,作为诗人的刘延陵,就足可以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居一席之地了。

世人谈诗论艺,常有强调关注现实之论,而事实上,避世潜隐,仅是冥思迷醉于大自然所固有的宇宙精神,照样可以成就一位诗人。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几乎终生与世隔绝,其诗作,生前鲜为人知,去世之后,才声名远播。

 

小草很少有事可做

一片纯净的碧绿世界

只能孵几只粉蝶

款待几只蜜蜂

-----狄金森《小草很少有事可做》

 

透过这类诗作,读者不难感受到狄金森纯净而迷人的宇宙情怀。这位几乎不涉人世的诗人,正是赖以对宇宙精神的体悟,而创造了自己的诗歌王国。

在中外绘画史上出现的诸如荆浩的《匡庐图》、赵孟的《鹊华秋色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文同的“墨竹”、郑思肖的“墨兰”、王冕的“墨梅”、德国画家丢勒的《青草地》、荷兰画家扬·凡·霍延的《两棵橡树》、俄国画家希施金的《在遥远的北方》、法国画家路易斯·埃克托尔·勒鲁的《维苏威火山爆发》、凡高笔下火炬一般的向日葵等名作,给人心灵震撼的亦正是画家以高超的技艺,于画面中凝进的或幽静空寂,或波澜壮阔,或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大美”。

                     二、社会理想中的宇宙精神

 

创建理想社会,是人类文明的伟大目标之一。但对于何为理想社会,文学艺术家往往与众不同。政治家更多考虑的是制度的完善、社会秩序的稳定,科学家追求的是知识与技术,经济学家看重的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文学艺术家所展现的社会理想中,则常常闪耀着至诚尽性、众生平等、虚静无为之类超越现实的宇宙精神之光。

在政治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看来,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发展科技,自由竞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城市化、工业化、机械化、电子化是人类现代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与之相左,文学艺术家,则常常以怀旧的心态,以向后看的视野,表现出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厌恶与痛恨。早在西方工业革命曙光初露的启蒙运动时代,法国作家卢梭就曾尖锐地指出:“凡经造物定之手而产生的一切都很出色,在人的手下则一切俱败坏。他强令一块土地培棉另一块之地的产物,迫使这一棵树结另一棵树的果实。他把气候、元素和季节搞得混杂、纷乱。他使他的狗、马和奴隶残废。他震惊一切、歪曲一切---他爱畸胎、爱怪物。他不愿任何东西保持天然的原状,甚至连人也动数难逃。”“大自然向我提供一幅和谐和融洽的图像,人所呈现的景象却是混乱和困惑!自然要素之中充满谐调,而人类却在杂乱无章中生活!”[2] P161157德国现代诗人G库纳尔特在《有机玻璃》一诗中,则径直这样讥讽了人类现代城市生活的处境:"在逃遁中,/或许/最终你会发现一个绿点,/于是你快活地/投向草茎,可它是有色玻璃制成。"[2] P180). 

作为人类的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卢梭曾提出了“回归自然”的主张。卢梭的“回归自然”,也就是回归自由和谐、虚静无为的宇宙精神。而这样一种回归,作为社会的理想追求,实际上一直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脉绪。在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圣经》中出现的那个物草丰茂,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伊甸园,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所向往的那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渊”,就是宇宙精神照耀下的乐土。20世纪以来,随着对现代科技文明之弊的警惕,随着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这一脉绪已有愈见强盛之势,回归宇宙精神,已成为中外许多作家的挚着追求: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虽身居城市,但心中眷恋的仍是湘西那个无争无欲,自得自足,恬淡闲适,远离人间烟火的世界;美国作家梭罗,则干脆避开城市,卜居荒野,写出了充满着迷恋自然的情怀,为徐迟赞誉为“是一本静静的书,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的《瓦尔登湖》;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等,亦以其宇宙精神视角,写出了《告别马焦拉》、《白轮船》、《鱼皇》等一批世界文学名著。目前,这些作品,已被视为“生态文学”的范本,愈来愈为人重视。同理,在画家心目中,闲山静水,孤云野鹤,之所以要比林立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街道更具美感;法国画家高更之所以逃离喧闹的巴黎,孤身隐居于地处蛮荒的塔希提岛,重要原因之一即是:静寂的自然中,充溢着更为迷人的宇宙精神。在音乐家那儿,大地上的虫吟,天空中的鸟叫,之所以要比马达的轰呜,汽笛的尖叫更具魅力,亦是因为前者是最为美妙的宇宙精神之音。

人类所向往的宇宙精神,也许是永远的乌托邦。但人类不能没有乌托邦,乌托邦就是诗意,就是理想。在这乌托邦中,蕴含的恰是更为高超的文明力量。因为迄今为止,不论如何先进的政治制度设计,都伴随着对人性的束缚;不论如何发达的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生活的舒适与富足的同时,也加剧了人性的贪婪,甚至在许多方面加剧了人类的灾难。因此,对于人类的社会理想而言,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的宇宙精神,无疑具有终极性的人文意义。

                   三、人生追求中的宇宙精神

人生的意义何在?怎样才是美好的人生?对此,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作出的智慧回答是:悲天悯人,关爱万物;自强不息,无为而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顺其自然,悟透生死。而这样的人生境界,亦正是宇宙精神的体现。与之相应,在人类文学艺术上出现的那些伟大作品,之所以伟大,亦往往是因其以形象化的方式,赞美了这样的宇宙人格与宇宙情怀。

贝多芬以恢宏、伟大而疯狂的气势,透过音乐喷涌而出的高亢壮阔的与命运搏斗的气慨,大概也只有用宇宙精神才足以概括。熊秉明先生曾这样谈过面对罗丹雕塑时的观感:他的《行走的人》,“没有头,也没有两臂,只是个巨大坚实的躯干和跨开去的两腿,那一个奋然迈步的豪壮的姿态,好像给‘走路’以一个定义,把‘走路’提升到象征人生的层次去,提升到‘天行健’的哲学层次去。”他的《雨果胸像》,虽是断躯,却有着比全身像更为壮阔的节奏在回荡,那“是从大宇宙的波涛中割截出来的一段”,令人“感觉到其浩瀚无穷”。 [11] P4、14熊秉明先生这儿深刻体悟到的,亦正是罗丹雕塑中震撼人心、催人奋发的伟大宇宙精神。

以中外文学名著来看,歌德笔下,那位努力进取、不懈追求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中,那位人性回归之后,乐善好施的冉阿让;托尔斯泰的《复活》中,那位不惜一切代价忏悔自己罪恶的聂赫留多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一生都在奉行“我在故我爱”的佐西马长老,一直在梦想着使“一切人都成为圣者”的阿辽沙;曹雪芹的《红楼梦》中,那鄙弃荣华富贵的贾宝玉、林黛玉等等,均可堪称为宇宙的精灵。在这些寄寓着作家人生理想的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超乎凡人的宇宙精神。这些作品,亦正是赖其对伟大的宇宙人生境界的向往,在文学史上放射出永恒的光芒。

对于人类来说,最可恐惧的大概要数意味着生命终结的死亡,但以宇宙精神的眼光来看,死亡则意味着新生。生可喜,死亦可贺。故而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诗人、作家、艺术家,死亡亦常被他们纳入“天地之大美”的视野。美国诗人惠特曼即曾如此赞美死亡:

 

死亡的美好触摸,正如大自然中发生的那样,使人平静、在瞬时之间令人陶醉;

我摆脱不洁净的躯壳,使它火化,成为灰烬、或把它埋葬;

我的真正的身体毫无疑问为别的星球而保留;

我所离开的躯体已不再属于我,它要被净化、重新利用或使土地永远得益。

啊,今后又有生命就像一首不断具有新欢乐的诗!

    ----- 惠特曼《死亡的美好触摸》

 

在惠特曼的艺术视野中,不论生命与死亡,不论瞬间与永恒,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惠特曼这儿当然不是在宣扬人生的被动无为,而是要借助赞美死亡,张扬超越性的宇宙情怀。显然,只有凭依如此宇宙情怀,个人才能与宇宙化为一体,人生才能减少尘世的纷扰与苦恼;也只有凭依如此超越性的宇宙情怀,人类才有可能实现海德格尔所向往的真正诗意的栖居。

 

               四、宇宙精神与宇宙人格

 

宇宙精神,是无处不在的,但并非每一个人,亦非每一个诗人、作家、艺术家都能做到如同庄子所说的“目击而道存”(《庄子·田子方》)。要把握到宇宙精神,尚需具备西哲叔本华所说的“世界眼”,需具备中国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强调的“大同情心”。 叔本华所说的“世界眼”是指,面对外物时,“遗忘自己,而使原来服务于意志的认识现在摆脱这种劳役,即是说完全不在自己的兴趣,意欲和目的上着眼,从而一时完全撤销了自己的人格” 。叔本华认为,一旦具备了这样一种“纯粹主体”状态的“世界眼”,无论“从狱室中,或是从王宫中观看落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4] P259260275 宗白华先生所强调的“大同情心”是指:将“对于人类社会的同情”,“扩充张大到普遍的自然中去”。 宗白华认为,只有具备这样一种“大同情心”,才能关爱万物,“看见了一枝花,觉得花能解语,遇着了一只鸟,觉得鸟亦知情,听见了泉声,以为是情调,会着了一丛小草,一片蝴蝶,觉得也能互相了解,悄悄地诉说它们的情,它们的梦,它们的想望。无论山水云树,月色星光,都有是我们有知觉、有感情的姊妹同胞。”[12] P100101从“撤销了自己人格”、“将同情扩充张大到普遍的自然中去“之类特征来看,叔本华所说的“世界眼”,宗白华先生所说的“大同情心”,实际上也就是宇宙情怀、宇宙人格。显然,一位诗人、作家、艺术家,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宇宙情怀与宇宙人格,方能做到陆机所说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刘勰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文心雕龙·神思》);嵇康所说的“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赠秀才入军》)荆浩所说的“度物象而取其真”(《笔法记》)。

放眼中外文学艺术史,我们在李白“逸兴壮思飞”,“舞袖拂云霄”,邀明月对饮,与天地对话的自由身影中;在苏东坡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萧洒姿态中;在歌德“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诗人会爱他的祖国,但他在其中发挥诗的才能和效用的祖国,却是不限于某个特殊地区或国度的那种善、高尚和美。无论在哪能里遇到这种品质,他都有要把它们先掌握住,然后描绘出来。他像一只凌空巡视全境的老鹰,见野兔就抓,不管野兔奔跑的地方是普鲁士还是萨克森”之类的文学主张中;[13] P259在贝多芬洋溢着大自然的诗情画意或人生抗争精神的交响乐中;在罗丹那些隐含着“在宇宙中探到的神秘及思想之美”[14] P186的雕塑中,感受到的正是凌空高蹈,自由不羁,超越时代、民族、国度、自我乃至生死的“世界眼”的视野与宇宙人格的光辉。这些世界一流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正是以俯视万物的“世界眼”,以吞吐八荒的宇宙人格,筑造了自己光照千秋的艺术殿堂。

关于宇宙人格之于一位诗人、作家艺术成就的影响,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对英国诗人拜伦、雪莱与华滋华滋等湖畔派诗人的比较分析,也许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勃兰兑斯认为,拜伦、雪莱之所以赢得了超过华兹华斯、骚塞等人的世界性声誉,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拜伦能够以超国度、超民族的立场,抨击人间的一切丑恶;能够以超逸的情怀,将高山、天空和大海视为“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而他也是它们的一部分”,能够将自然万物视为都是“不灭的爱”的体现。同样,雪莱也能把他的自我扩大到足以拥抱全宇宙,能“以他灵魂的慧眼看见有灵魂的星球旋转在太空”。[15] P362373283而华兹华斯、骚塞等湖畔诗人,则固守着英国人的立场,“在湖畔诗人看来,只要是英国实行的,镇压便不算是镇压;只要是在君主立宪的制度下施加的,暴政便不成其为暴政”;[15] P102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的宏伟抱负,也只不过是要做一个真正英国的写景诗人。由于圈定了专属领地,由于襟怀与视野的局限,其诗作的境界,给予读者的感受,自然也就难以与拜伦、雪莱的作品相比了。

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虽然出现了海德格尔所忧虑的“世界黑夜”的图景,但在文学艺术界,毕竟还有不少诗人、作家,在高擎着明亮的精神火炬,在守护着人类精神的星空。1949年,美国作家福克纳在年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说中曾这样强调,诗人、作家的责任就是要通过描写人类昔日的光荣,诸如“勇气、荣誉、希望、骄傲、同情、怜悯和牺牲”等等,“使人心振奋起来”,以抗拒恐惧与苦难;[16] P322法国作家萨特强调,作家要“用人性去包笼世界”;[17] P18尤奈斯库宣称,自己的作品表达了“最深刻的人道主义,超越了一切阶级的和各种心理的樊篱”;[18] P576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宣称:“我的职责不仅仅是反映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而且要反映本大陆乃至全世界的现实”;[19] P82 1970年,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演说中呼吁:一位作家,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国家,更要以宏大的视野,对世界的创伤负起责任。[20] P39在这些世界著名作家的见解与追求中,闪耀的亦正是襟怀宏阔的宇宙人格的光辉。而又正是这样一些作家,标志了20世纪人类文学艺术的高度。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上,那些真正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业绩,赢得了读者喜爱的诗人、作家,同样与其宇宙人格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在小说中创造的那个充满原始、神秘、壮阔气息的湘西世界,之所以越来越显出令人着迷的魅力,重要原因亦正在于其中涌动着他自己所说的“我永远不厌倦的‘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21] P179)“我天性就对于一切活的人皆能发生尊敬与同情,从不知道有什么敌人”[22] P310)这样一种超脱世俗的宇宙情怀。著名诗人艾青的作品,也是因其中喷涌着诸如“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之上/太阳向我滚来”(《太阳》);“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之类旷渺幽深的宇宙情怀,而具有了动人心弦的魅力。观中国当代文坛,我们仅由莫言“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穿云裂石倒海翻江”“一唱雄鸡天下白,虎兔相逢大梦归”[23]的创作态势中;由李锐力图通过“对中国人的处境的深沉的体察中,去体察地球村中被叫作人的这种物种的处境”[24] P209)的创作追求中;由张炜“融入野地”的创作视野中;由昌耀一百头雄牛噌噌的步伐。/一个时代上升的摩擦”(《一百头雄牛》)这样一种愈挫愈勇、自强不息的壮阔意象中,以及“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斯人》)的恢弘意绪中;由孔孚“出佛出道”、“抟虚宇宙”的气魄中,亦可见出其宇宙情怀,并理解这些诗人、作家何以会取得更为引人注目的文学成就。

人类文学艺术的实践证明,一位诗人、作家,要创作出真正伟大的作品,既要入乎其内,切近现实,关注人生,又要出乎其外,俯仰天地,放眼宇宙。只有在圣洁的“宇宙精神”之光的照耀下,其作品,才能达致高超的境界,才能创造出“天地之大美”。相反,如果过分执着于某种政治的、时代的、民族的立场,或偏狭地固守某种主义,其作品,虽有可能赢得一时的声誉,但终会因其视野偏狭,意蕴浅显,气度不足,而难有久远的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1]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德)狄特富尔特等人与自然[M] 周美琪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

[3]阎国忠主编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4](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 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下[M]上海:HHIT人民出版社,1983

[6](德)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M]郑开琪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7]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M]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8]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商务印书馆,1980

[9](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0]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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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页。

[14] 葛赛尔罗丹艺术论[M]傅雷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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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6] 宋兆霖主编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授奖词与受获奖演说卷):上册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17]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8]王忠琪等译法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页。

[19]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林一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20] 宋兆霖主编诺贝尔文学奖文库(授奖词与受获奖演说卷):下册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21]沈从文文集9[M]花城出版社,1984

[22]沈从文文集11[M]花城出版社,1984

[23]莫言天马行空[J]解放军文艺1985.(2

[24]李锐谁的人类[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山东师大学报》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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